若考生同考一经，考官更容易用同一標准比较优劣（如八股文的格式、义理髮挥）。

若每人考五经，评判难度会大幅增加。

且限定专经，还可避免这种策略性应试。

实际上这种“分经取士”的做法，从北宋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如王安石变法后，就要求考生专治一经。

元朝科举將《四书》置於核心地位，《五经》降为次要，且允许选考。

明代继承这一传统並加以强化，虽提升《五经》地位，但保留了选考模式。

大魏又继承明代的传统。

当然了，凡事有利有弊，“分经取士”也是如此。

这种“专经”的做法，会导致士人知识面狭隘，学术窄化。

考生为应试只钻研一经，导致许多文人甚至不知其他经典內容，形成“《春秋》之士不通《礼》，《易经》之徒不读《诗》”的局面。

且专经再与八股文结合，又进一步僵化思想。

考生往往背诵范文应付考试，而非真正研读经典，学习精髓。

这种就是典型的“应试考生”，此类考生读书只是为了做官，经义只是工具。

为什么明清时期很难再出如孔孟荀、如陆贾、叔孙通、董仲舒、如唐宋八大家之类的大儒，便是如此。

大家都只在前人画好的框框里学习，又如何能跳出藩篱、打破窠臼呢。

真正的大儒都是五经全学，顶多有侧重，但不会有短板。

当然了，也不是说完全没有。

明朝还是出了几个人物的——如陈献章、王守仁、方孝孺、赵谦、贾梦龙等，虽不如前人，但也在学术上做出了一定的成就。

至於清朝，那就呵呵了。

如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孙奇逢、方以智等，算是半步大儒，但这批人都是明末清初的人物，严格说起来，人家的学术思想是在明朝形成的。

而且这几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不仕满清。

黄宗羲，清军入关后，这位招募里中子弟数百人组成“世忠营”，在余姚举兵抗清，达数年之久，被南明授予监察御史兼兵部职方司主事之职。

顺治十年，黄宗羲返回故里，课徒授业，著述以终。

康熙二年至十八年，黄宗羲於慈谿、绍兴、寧波等地设馆讲学，撰成《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等，其中朝中屡次招其出仕，皆推辞不就。

王夫之，清军攻占京城后，王夫之闻听惊天国变，写成《悲愤诗》，举起“反清復明”的旗帜，挺身战斗。

后奔波於湖北、湖南之间，企图调停何腾蛟与堵胤锡矛盾，无果，退回到故乡衡阳，与“匡社”管嗣裘等在衡阳举兵起义。

永历元年，投桂王，抗清未果。

后返衡阳，隱姓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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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三年，写成《永历实录》。

顾炎武，原名顾继绅，清兵攻陷南京后，他改名炎武（仰慕文天祥的门生王炎武，即王炎午），在崑山参加抗清活动。

失败后，离乡北游，往来鲁、燕、晋、陕、豫诸省。

遍歷关塞，实地考察，搜集资料，访学问友。

康熙时举博学鸿儒、荐修《明史》，均不就，后卜居陕西华阴以终。

孙奇逢，明朝灭亡后，清廷屡召不仕。

晚年讲学於辉县夏峰村20余年，从者甚眾，世称夏峰先生。

方以智，明朝灭亡后，从北京逃返南京，又经浙江、福建辗转到两广，流亡了十几年。

顺治九年北归。康熙十年冬，方以智为粤事牵连被捕，解往广东。

当年十月七日，方以智因疽发卒於舟中，时年六十一岁。

所以说，真正的大儒都是有气节的，某位“头皮痒、水太凉”就不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