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可露教授的追悼会结束后第三天，白衫善接到了医院的正式委託。

院办秘书小李打电话给他，语气恭敬：“白医生，院里决定由您负责整理冰教授的办公室和书房遗物。教授生前指定您为学术继承人，所有手稿、笔记、书籍的处置权都交给您。”

白衫善握著电话，沉默了片刻：“知道了。我明天开始。”

“需要安排人帮忙吗？”

“不用，我一个人就行。”

掛断电话，白衫善看著桌上那把柳叶刀。三天来，他一直把它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书桌上，枕头边，甚至带去了急诊科，放在白大褂口袋里。刀身的锈跡仿佛有了生命，每一次触摸都能感觉到某种脉动。

第二天清晨，他来到冰可露教授的办公室。

这是医院行政楼707室，他第二次来。第一次是三个月前，教授在这里对他进行医学史测试。那时这间办公室还充满生气——书架上整齐的书，桌上摊开的手稿，空气里瀰漫的墨香和旧纸张的味道。

现在，一切依旧，只是人走了。

阳光透过百叶窗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灰尘在光束中飞舞，像无数微小的灵魂。白衫善站在门口，深呼吸，然后走了进去。

他决定从书桌开始。

红木书桌很大，桌面几乎空无一物——这是教授的习惯，她不喜欢杂乱。左边是一盏老式檯灯，右边是一个笔筒，里面插著几支钢笔和毛笔。中间放著一本檯历，翻到一月十八日——她倒下的那一天。

白衫善拉开第一个抽屉。里面是整齐的文件：教案、论文手稿、会议记录。每一份都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標籤写得清清楚楚。他一份份拿出来，分类，装箱。

第二个抽屉里是信函。有学生寄来的感谢信，有同行寄来的学术交流信，还有一些泛黄的老信。白衫善小心地翻阅著，忽然看到一封特別的信——信封上写著“冰可露教授亲启”，寄信人地址是“yn省bs市滇西抗战纪念馆”。

他拆开信，时间是2018年3月。

尊敬的冰可露教授：

我们在整理滇西抗战史料时，发现了一批战地医院的档案。其中有一份1944年的医疗记录，署名医生为“白”。根据记录，这位白医生在战地医院工作两年，救治伤员三百余人，后於1944年11月在一次救援任务中失踪。

我们注意到，您的战地医疗手记中也多次提到一位“白医生”。不知是否为同一人？如您有相关信息，恳请提供，以便我们完善歷史记录。

此致

敬礼

滇西抗战纪念馆王建国

信的下面，是冰可露教授的回覆草稿：

王建国同志：

来信收悉。您提到的白医生，正是我的老师。关於他的信息，我知之甚少——姓名不详，籍贯不详，生卒年不详。只知他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为救治伤员倾尽全力，最终献出生命。

如需更多细节，我可提供部分战地手记复印件。唯愿歷史铭记，曾有这样一位医生，在战火中守护生命。

冰可露

2018年3月

白衫善握紧信纸。姓名不详，籍贯不详，生卒年不详——就像个影子，存在於冰可露教授的记忆里，存在於战地手记的批註里，存在於这把柳叶刀的故事里，却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追溯的痕跡。

他把信小心地放回信封，继续整理。

第三个抽屉是锁著的。

白衫善试了试，打不开。他想起教授临终前说的话：“书房里的东西……都留给你。特別是……那把刀。”

也许钥匙和刀有关？

他拿出柳叶刀，仔细检查。刀柄缠著绷带，但绷带下似乎有什么凸起。他轻轻按压，发现刀柄末端有一个小小的、几乎看不见的按钮。

按下按钮，刀柄侧面弹开一个小暗格。

里面是一把铜钥匙，很小，很旧，但擦得很亮。

白衫善的心跳加速。他拿起钥匙，插进抽屉锁孔。

“咔噠。”

锁开了。

抽屉里只有一个笔记本。

深棕色的皮质封面，已经很旧了，边角磨损，但保存得很仔细。封面没有字，只有右下角用烫金印著一个简单的红十字。

白衫善拿起笔记本。很沉，像是承载了很多內容。他翻开第一页。

扉页上是一行娟秀的字跡：

给未来的我——

如果有一天你打开这本日记，说明你已经准备好了。

冰可露

1945年秋

1945年。战爭结束那年。教授二十三岁。

白衫善的手开始颤抖。他深吸一口气，翻到下一页。

1945年9月3日，晴

战爭结束了。今天听到消息时，我正在给伤员换药。手一抖，碘酒洒了。护士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其实我在想：战爭结束了，他会不会回来？

他们说他是失踪，不是牺牲。失踪就有希望。可是三年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在滇西找了又找，问了又问，什么都没有。

那把刀还在我这里。刀柄上的绷带已经开始发黄，但我捨不得换。那是他最后留给我的东西。

今天有个伤员出院，对我说：“冰医生，谢谢您救了我。”我说：“要谢就谢白医生，是他教会我这一切。”

白医生，你在哪里？

日记到这里，字跡有些模糊，像是被水滴打湿过。

白衫善继续翻。

1945年10月15日，阴

决定去英国留学。很多人劝我留下，说国內需要医生。我知道，但我需要离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伤员，每一台手术，都让我想起他。

今天收拾东西，又看了一遍他的手记批註。那些红色的字，像血，像火，在我心里燃烧。

他说过，战爭结束后要建一所真正的医院。我去替他实现。

1946年3月8日，雨

伦敦的雨真多。今天在图书馆看到一本《希波克拉底文集》，翻开第一页就哭了——他在战地医院时，经常引用希波克拉底的话。

“医生的职责是减轻痛苦，治癒疾病，有时是治癒，常常是帮助，总是安慰。”

他总是安慰我，安慰伤员，安慰每一个人。现在谁来安慰他？

1947年1月1日，雪

新年。实验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做了个决定：不结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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