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夜坦白后的第七天，白衫善做出了决定。

那天清晨，他像往常一样去诊所看诊。病人依然很多，有咳嗽的老太太，有摔伤的孩子，有腹痛的妇人。冰可露也像往常一样，安静地坐在角落，帮忙记录病歷，准备药品。她说到做到——真的不再追问，不再纠缠，只是认真地学医，认真地做事。

但白衫善能感觉到，她在刻意保持距离。不是冷漠，是那种小心翼翼的、生怕越界的距离。她不再主动和他说话，除非是医学问题；不再在他看诊时过多停留，完成工作就离开；甚至不再和他一起吃饭，总是说“我吃过了”或者“我不饿”。

她在践行自己的诺言：不问从哪里来，不问到哪里去，只珍惜当下，然后好好告別。

可越是如此，白衫善的心就越痛。

他知道自己必须离开了。不是为了逃避——虽然也有一部分逃避的成分——更是为了歷史，为了那个註定的结局。

那把柳叶刀在催促他。每天晚上，当他握著刀，都能感觉到一种越来越强烈的牵引，像是远方有什么在召唤，有什么在等待。

战地医院。1943年。冰可露会在那里，那个“白医生”也会在那里。

而他，要去完成自己的使命。

这天下午，看完最后一个病人，白衫善对冰可露说：“冰小姐，今天早点休息吧。我想去镇上办点事。”

冰可露抬起头，眼神里有瞬间的担忧，但很快掩饰住了：“好的。需要我陪您吗？”

“不用，我一个人就行。”

他走出冰家，没有去镇上，而是去了县城。县城里有远征军招募处——他早就打听好了。

招募处设在县城一所小学的教室里。门口掛著“中国远征军医疗队招募点”的牌子，几个穿军装的人坐在里面，面前排著不长不短的队伍。来报名的大多是年轻医生和医学院学生，也有一些有经验的民间郎中。

白衫善排在队伍最后。他穿著那身粗布衣服，外面罩著白大褂，胸口空荡荡的——他没有这个年代的任何证件。

轮到他的时候，负责登记的军官抬头看了他一眼：“姓名？”

“白衫善。”

“年龄？”

“二十四。”

“哪里人？”

这个问题又来了。白衫善想了想：“昆明。”

“有医学学歷吗？毕业证？”

“没有。但我有临床经验，会做手术。”

军官皱了皱眉，上下打量他：“没有学歷不能进正规医疗队。只能做救护员，搬抬伤员，做简单包扎。愿意吗？”

“愿意。”白衫善毫不犹豫。

军官点点头，拿出一张表格：“填一下。然后去后面体检。合格的话，三天后出发，去保山集训，然后去滇西前线。”

白衫善接过表格。上面的问题很简单：姓名、年龄、籍贯、有无疾病史、有无传染病接触史。他一一填写，在“紧急联繫人”一栏犹豫了很久，最终空著没填。

体检更简单：测视力，听心肺，检查有无残疾。白衫善顺利通过。

“三天后，早上六点，在这里集合。”军官递给他一张纸条，“这是报到凭证，別丟了。”

白衫善接过纸条，小心地折好放进口袋。走出招募处时，天色已经暗了。县城街道上亮起了稀稀落落的灯火，行人匆匆，小贩在收摊。

他站在街口，看著这个陌生的、属於1943年初的县城。一切都不熟悉，但又仿佛註定要经歷。

回到冰家时，天已经完全黑了。白衫善没有直接回东厢房，而是先去找了冰镇海。

冰镇海在书房算帐，看见白衫善进来，放下算盘：“白医生，有事？”

“冰先生。”白衫善深深鞠了一躬，“我是来辞行的。”

冰镇海愣住了，慢慢站起来：“辞行？你要走？去哪里？”

“我报名参加了远征军医疗队。”白衫善平静地说，“三天后出发，去前线。”

书房里安静下来。只有墙上的钟在滴答作响。

冰镇海走到窗前，背对著白衫善，站了很久。然后他转过身，眼睛有些发红：“非走不可吗？”

“非走不可。”

“为了躲露露？”

“不只是。”白衫善说，“前线需要医生，我想去救人。”

这是实话，但不是全部实话。

冰镇海嘆口气，走回书桌前，拉开抽屉，拿出一个布包：“我知道留不住你。这个你拿著。”

布包里是几块银元，还有一张纸条。

“银元路上用。纸条上是我在保山一个朋友的地址，他在那边做生意，你如果需要帮助，可以去找他。”冰镇海的声音有些沙哑，“白医生，我知道你有你的路要走。我不拦你，只求你……活著回来。”

白衫善接过布包，感觉沉甸甸的。不光是银元的重量，还有这份情义。

“谢谢冰先生。但我不能要……”

“拿著。”冰镇海打断他，“就当是……替我照顾露露的报酬。”

这话说得很巧妙。白衫善只好收下。

“露露那边……”冰镇海欲言又止。

“我会跟她说的。”白衫善说，“明天。”

但第二天，白衫善没有找到机会。

冰可露好像预感到了什么，一整天都待在房间里，说是身体不舒服。白衫善去看了她一次，她躺在床上，背对著门，说想休息。

他知道她在逃避。逃避那个迟早要来的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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