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齐人深度参与了德利地区的叛乱，

这个消息的可怕之处，不在於其真假，不在於亚齐人参与数量的多少，而在於它带来的连带影响。

它像一根引线，將两个看似无关的危机点连接在了一起：帝国的军事泥潭——亚齐，与帝国的经济心臟——德利菸草种植园。

亚齐的战火假如彻底蔓延到了东海岸，与数万心怀不满的华工合流，后果是殖民地政府难以承担的。

恐慌，像是病毒一样不断地在总督府里蔓延。

政务秘书、陆军司令、財政总长……殖民地的最高决策者们震惊、不安。

在情报不明的情况下， 他们向德利地区所有还能联繫上的军事单位、警察部队和地方行政长官下达指令：执行堡垒策略。

放弃所有偏远的、难以防守的种植园和哨所。

所有荷兰公民、忠於帝国的武装人员，立刻向兰、勿老湾等核心城市收缩、集结。

將这些城市变为坚固的军事堡垒，集中有限的兵力，保护行政中心、港口、铁路枢纽等关键基础设施。

这不能说错，只是略微消极。

给了董其德和阿吉放肆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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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总督的“堡垒策略”还在德利地区被层层加码。

亚齐首府库塔拉查的荷兰军营里，卡雷尔·范德海金將军正用他仅存的那只右眼，审视著一份刚刚缴获的、画在羊皮上的亚齐游击队布防图。

他就是荷属东印度陆军中令人闻风丧胆的“独眼將军”。

这个绰號並非来自敌人的诅咒，而是他自己的士兵在敬畏与恐惧中为他起的。

1877年，在攻打沙马朗岸的一场血战中，一颗子弹夺去了他的左眼，却也为他铸就了一尊活生生的传奇。

他拒绝退下火线，用一块染血的绷带草草包扎伤口，继续指挥战斗，直至胜利。

范德海金是范兰斯伯格总督的另一个极端。

他鄙视巴达维亚那些只会玩弄政治和外交的文官，坚信在殖民地这种野蛮之地，唯一的真理只在战爭之內。

自1877年接管亚齐战事以来，他一改前任们的被动防御，发动了一系列残酷而高效的攻势。

他从不相信所谓的“怀柔”与“和谈”，他的信条是用绝对的、毫不留情的暴力，摧毁一切反抗的意志，然后再在废墟之上建立秩序。

在他指挥下的几年间，至少有三万亚齐人死於战火与清剿，比他的前任造成的战果要大上几倍，但同样，亚齐人在屠杀下反抗的声势也愈发宏大。

他与总督范兰斯伯格的矛盾，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总督指责他耗费军费如流水，视人命如草芥；他则在私下里嘲笑总督是“穿著丝绸睡衣的胆小鬼”，根本不懂战爭。

坚持了两个月，在多方的压力之下，总督还是选择了妥协。

副官將兰叛乱的初步战报呈上，范德海金的眼睛里忍不住露出讥讽。

“看看吧，”他將战报扔给身边的参谋长，“这就是我们那位精打细算的总督阁下想要的和平。

他以为把军费从亚齐的帐本上划掉，就能变出菸草和利润。

现在，那些他捨不得钱去管理的华人和捨不得钱去打的亚齐人，用一把火告诉了他，什么叫愚蠢。”

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在他看来，是对范兰斯伯格那套“文化人治军、財政优先”政策的审判，同时，也是他自己更进一步的绝佳契机。

他立刻意识到，这场叛乱將成为他在殖民地內部权力斗爭中的最强武器。

“总督的堡垒策略？真是个天才的想法。”

他听完最新的电令，发出一声冷笑，“他这是要把整个德利地区，拱手让给那些叛匪。他以为守住几个城市就万事大吉了？

他不懂，游击队的生命力，就在乡野，就在丛林。他这是在给敌人提供休养生息、发展壮大的温床。”

他没有立刻执行总督府关於“维持亚齐战线稳定，不得擅自调动”的命令。

相反，他叫来了他最信任的几位指挥官，在地图前站定。

“先生们，巴达维亚的官老爷们嚇破了胆。但对我们军人而言，这是一次机会。”

他的声音稍显亢奋，“我们不能坐等德利的局势糜烂。

我们必须主动出击，不仅是为了平定叛乱，更是为了向所有人证明，只有军队，只有我们，才是维繫这个帝国唯一的支柱。”

他的计划非常大胆直接，甚至可以说是违抗军令。

他决定，在不惊动总督府的前提下，对亚齐的战术进行一次重大的、临时的调整。

他要用最短的时间，从亚齐这个泥潭里，强行“挤”出一支可以调动的机动兵力。

“从今天起，”他指著沙盘上库塔拉查周围的区域，“我们在亚齐的战术，由全面清剿，转为重点防御。集中防线！不跟他们耗了！”

这个概念，在他的脑中早已酝酿成熟。

全面征服整个亚齐耗时耗力，且收效甚微。

既然无法彻底消灭丛林里的游击队，那就反其道而行之——將自己“囚禁”起来，用一座巨大的、坚不可摧的牢笼，將首府库塔拉查及周边最重要的经济区域保护起来，同时將敌人隔绝在外，慢慢困死他们。

“命令，”他的独眼扫过每一位军官的脸，

“工程部队立刻行动，以库塔拉查为中心，徵用所有可以徵用的劳工，沿著我们现有的防御体系，加固並连接十六座核心据点。我要在两个月內，看到一条由铁丝网和壕沟组成的、总长超过十五公里的坚固防线完工！”

“铁路部门，立刻铺设一条窄轨线路，將这十六座据点全部连接起来。我需要我的部队和火炮，能在半小时內，从防线的任何一点，机动到另一点。”

“所有外围的、非必要的哨所和巡逻队，全部收缩回防线之內。我们要暂时放弃对广大乡村地区的控制，集中所有兵力，確保这条『集中防线』的绝对安全。我们的任务，不再是深入丛林去寻找敌人，而是守住这条线，將来犯之敌，全部消灭在线前。”

这是一场豪赌。

他用暂时放弃亚齐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来换取兵力的集中和机动性。

一旦防线建成，他就能从这条固若金汤的战线上，抽调出至少一个团的精锐老兵。这支力量，將成为他介入德利局势的利刃。

他深知此举的政治风险。

一旦被范兰斯伯格抓住把柄，就是“擅离职守、丟失国土”的重罪。

但他不在乎。他相信，当德利的局势糜烂到无法收拾，当阿姆斯特丹的股东们因为股价暴跌而怒吼时，所有人都会明白，谁才是那个能解决问题的人。

“给我在海牙的朋友们发电报。”他对秘书低声说道，“告诉他们，总督的无能正在將整个苏门答腊拖入火海。帝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声音，一个敢於承担责任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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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巨港。

这是荷兰在苏门答腊岛財富的匯聚之地，也是无数华人背井离乡、寻求生路的起点。

如今这些城市的华人区，已然变成了一座巨大的、死寂的囚笼。

那些发起叛乱的三合会，亚齐人，还有华人劳工在放了一把火、抢走物资后就立即转移到了城外，不见踪影。

荷兰殖民当局在执行“堡垒策略”，收缩回城市后，隨后第一件事便是对眼中“不可信赖”的华人社群，实施了最严酷的集体惩罚。

“准照制度”和“通行证制度”，这两项早已存在、旨在隔离和控制“外来东方人”的殖民法规，在一夜之间被推向了极致。

华人社区的每一个出入口，都被高大的木製路障和铁丝网彻底封死。荷枪实弹的荷兰士兵和临时武装起来的土著辅助兵（多为安汶人或爪哇人），在街垒后日夜巡逻，黑洞洞的枪口对著区內的每一个窗口。

任何试图翻越路障的人，无论缘由，一律就地射杀。

华人被强制禁錮在指定的社区內，不得越雷池一步。

曾经川流不息的街道，如今空无一人，只有巡逻队皮靴踏在石板上的单调迴响。店铺的门板被死死钉上，所有的商业活动都陷入了停顿。

兰甲必丹张士辉的府邸，此刻也成了他自己的牢笼。

这位曾经在荷兰人与华人社群之间长袖善舞、风光无限的侨领，如今却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他穿著一身锦缎长衫，却早已没了往日的雍容。他焦躁地在正厅里来回踱步，额头上布满了冷汗。

“大人，大人！求您开恩啊！”门外，几个平日里与他称兄道弟的华商跪在地上，哭天抢地，“我们的货还在码头的仓库里，再运不出去就要发霉了！一家老小都指著这点生意活命啊！”

张士辉没有开门。他不敢。

三天前，荷兰驻军指挥官，一位名叫科斯特的陆军上尉，带著一队士兵闯进了他的府邸。科斯特没有给他任何解释，只是將一份名单和一把手枪拍在他的桌子上。

“张，”科斯特的声音很冷，

“这是总督府的命令。从今天起，华人区全面戒严。你作为华人领袖，有责任协助我们，揪出那些隱藏在区內的叛匪和同情者。”

那份名单上，是几十个在叛乱后失踪的、被怀疑参与了暴动的华工头目和三合会成员。

“三天之內，”科斯特指著那把手枪，“我要看到名单上至少一半的人，活的或者死的，出现在我的办公室。否则，我將认为你，以及你所代表的整个华人社群，都是叛乱的同谋。到那时，这把枪，就会用在你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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