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里钱多烧得慌吗？採访个学生花两千？这预算报告怎么写？购买青歌赛选手林寒江访谈资源费？闻所未闻！”

“你懂什么。老兄，时代变了。你没听那小子刚才说的？价值对等。他现在就是有那个价。青歌赛半决赛破纪录的分数，唱的还是《春天的故事》这种应景歌，听说评委评价高得嚇人。现在全国多少双眼睛盯著决赛？广东电视台要是抢先把他的成长经歷、创作心得、甚至那首歌背后的故事挖出来，做成个精致的专题片，趁著决赛前热度最高的时候播出去。你想想那收视率？那影响力？”

“可这也太……太赤裸裸了。这不成买卖了吗？我们新闻媒体的操守呢？”

“操守？哼，等著看吧，要是广东台这专题真火了，你看明年、后年，那些有点名气的选手，会不会也学著待价而沽？这口子一开，以后採访成本还不得水涨船高？”

“走了走了，没戏了。独家都被人买走了，咱们还杵在这儿干嘛？回去想想稿子怎么写吧，天价採访费引爭议？这標题倒是够劲爆……”

议论声沸沸扬扬。

而转身离去的林寒江，嘴角那丝笑意更深了些。

林寒江明白，自己赌对了。

1992年，这是一个微妙的年份。

经济的列车在经歷了徘徊后，再次被坚定地推上了快车道。

南巡讲话的春风已经吹遍大江南北，下海经商成为热潮。

“造飞弹不如卖茶叶蛋”的戏言背后，是民间財富观念的剧烈震盪和重塑。

越来越多的家庭，攒够了钱，將用了多年的黑白电视机换成了色彩鲜艷的平面直角彩电。

电视，这个魔盒，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侵入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重塑著他们的信息获取和娱乐方式。

央视，作为国家级的权威平台，占据了绝对的天时地利。

青歌赛已经第五届了，它早已不是最初的青涩模样，成了无数怀揣音乐梦想的年轻人渴望登上的圣殿，也成了老百姓茶余饭后最重要的娱乐盛宴之一。

在这个娱乐方式相对匱乏的年代，能在这个舞台上崭露头角，意味著全国性的知名度，意味著某种意义上的镀金。

林寒江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平台的影响力，也更清楚自己那首应时而作的《春天的故事》。

在这个特殊年份，超越音乐本身的符號价值。

广东电视台，作为改革开放最前沿省份的喉舌，其决策者的嗅觉无疑是最敏锐的。

他们或许也经歷了內部的爭论和犹豫。

但最终对引爆话题，可能带来的巨大传播效益，压过了对这笔费用的疑虑。

这一切，都印证了林寒江的判断。

在这个价值观念开始鬆动，商品经济意识渗透进各个角落，电视媒体影响力如日中天的年代。

任何具有稀缺性和潜在爆发力的资源，都可以待价而沽。

他的狂妄开价，並非无知者的鲁莽。

而是重生者对时代脉搏的一次精准叩击。

初夏午后的阳光，斜斜地透过阶梯教室高大的玻璃窗。

空气里飘浮著细微的粉尘。

採访终於结束了。

苏晓合上笔记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这两个多小时的採访，与其说是她提问，不如说是一场高强度的智力交锋。

林寒江这个学生，思维之清晰、逻辑之縝密、对自己音乐理念阐述之精准，完全超出了她的预期。

他谈《春天的故事》创作初衷，不仅仅停留在对特区建设的讚美，更深入到了个人命运与时代浪潮共振的层面。

他聊青歌赛的竞爭，坦然而不失锐气。

甚至对当前流行乐坛南风北渐的现象，他也有独到而不偏激的见解。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1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