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人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没有其他的门路和途径可以搞到钱，唯一可能的就是省。

这样，大林大头和细妹，他们每个月的固定零花钱，从原来的五毛，降到了三毛。而双林，老莫和桑水珠觉得他还小，用不到钱，本来一个月就只有一毛钱，再降，大概连老莫和桑水珠也觉得不好意思了。

一个月三毛钱，可以买两张电影票，或者六支奶牛棒冰，八支半赤豆棒冰，十支白糖棒冰，说是白糖棒冰，其实里面没有白糖，就是糖精水。白糖在当时是很珍贵的东西，也要凭票。不要糖票的，只有看上去类似於红糖的，结成一块一块的古巴糖。

古巴糖的甜度不高，三勺古巴糖冲泡的糖水，最多只能抵一勺红糖，或者半勺白糖。

零花钱不够，大林大头和细妹，三个人就要自己想办法。家里的牙膏快用完的时候，三双眼睛都紧紧地盯著，谁都想成为最后那一个，这样就可以把牙膏壳藏起来。铝的牙膏壳拿去收购站，可以卖两分钱，铅的可以卖三分。

其实，他们也不是现在才感觉到没钱，在零花钱还是五毛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感觉没钱，好像始终都没有钱，钱总是不够。

春节的时候，家里面拆猪头，猪头拆完的骨头，总是会被大头抢到，这些猪骨头晒乾之后，可以拿去收购站卖钱。

每次老莫在杀鸡，细妹就蹲在边上候著，有一点点鸡毛掉在脚盆外面，细妹都要捡起来。鸡胗里面的那层壳，细妹第一时间就要抢在手里，就怕被大头抢去。

鸡毛和鸡胗的壳晒乾，都可以拿到收购站去卖钱，也可以等到义乌人，挑著担子，戈丁丁丁戈来的时候，拿鸡毛和他换糖吃。

睦城的小孩，都把义乌人叫做“戈丁丁丁戈”，他们来的时候，挑著一对箩筐，箩筐是用来装鸡毛的，箩筐的上面有一个扁平的长方形的木头盒子，打开上面的盖子，里面是一整块顏色微黄的麦芽糖。

他们挑著担子来的时候，手里拿著一个小锤子，还有一把敲糖用的刀，一边走，一边“戈丁戈丁”敲著手里的锤子和刀子。

放下担子，小孩子们马上拿著鸡毛围过去，义乌人把鸡毛放在手里掂掂，接著就用锤子和刀，戈戈戈敲下一大块糖，看著拿鸡毛的小孩。

小孩子不满意，嫌太少，义乌人笑笑，说好好好，再给你一大块，接著戈戈戈，敲下一小块，小孩子这才把鸡毛递给他，拿著糖跑开去。义乌人把鸡毛放进下面的箩筐里。

睦城一年四季，有很多流动的小贩，根据这些小贩卖的东西，做的生意，大家就知道他们来自哪里。

鸡毛换糖和摇著拨浪鼓，嘴里喊著“洋针洋线洋袜子，牙刷牙膏牙缸子”，卖小商品的是义乌人；补缸补碗的是永康人；卖霉豆腐的是东阳或者诸暨人。

最厉害的那个，肩膀上扛著一条板凳，板凳上钉著磨刀石，一边走一边喊著“磨剪子勒，戧菜刀”的，是浦江人。

为什么说他最厉害，是因为大林和大头他们，学校包场看到吐的样板戏《红灯记》里，那个磨刀人老赵，就是肩上背著一样的板凳，喊的也是一样的词。搞得睦城的小孩一看到浦江来的磨刀人，就肃然起敬，以为他们个个都是地下党。

大头最喜欢干的事情，是去药店给爷爷买头痛粉。一包头痛粉一分钱，一次买三包，爷爷每次都会给他五分钱，多下来的两分钱，就是奖励给他的跑腿费。有时候，大林也想赚这两分钱，两个人就一起跑去药店，给爷爷买这三包头痛粉。

老莫看到总是说：“这头痛粉真重，还要你们两个人去抬。”

头痛粉的包装纸上面，印著一个人用手托著自己的脑袋，表示很头痛，大头看著却一点也不头痛，而是感到很高兴。

大头最早能记住的药厂名字就是何济公。

很多年以后，大头自己也经常头痛，去了好几家医院，吃什么药都没有用。他想起何济公的头痛粉，去药店找，还真的让他在一个柜檯的角落里找到，药的包装纸上，还是印著一个人用手托著自己的脑袋，表示很头痛，大头一看到，觉得马上就不头痛了。

头痛粉已经涨到一毛钱一包，还是良心价，名字也改成了阿咖酚散。大头买了一大盒回家，很神奇，不管他是感冒头痛偏头痛还是酒喝多了头痛，一包下去，立竿见影。

搞得大头后来经常在去赴酒局的路上，喝下两袋头痛粉，似乎对醉酒还挺管用。

大头看著头痛粉，就会想起爷爷，他想这头痛粉，已经伴著爷爷走完他的一生，直到去世的那天，爷爷还在吃著头痛粉。现在，自己对头痛粉已经有了依赖，它看样子也要陪著自己走完一生。

想到这个，大头就笑起来，他不知道，这会不会也是家族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