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强带来的资料中，並没有环川县的相关信息。

原因也很简单，环川县作为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县，自然没有在史书上留下笔墨。

不过倒是有意外收穫，那就是关於武昌府的详细信息。

武昌府作为湖广行省的首府，也就是后世的武汉市，记载的歷史自然很详细。

环川市和武汉市相邻，都位於长江江畔。

环川市的行政区划为三区三县。

三区是指位於市中心的西城区，东城区，工业园区。

而下辖的三个县，则是云梦县，孝昌县，大悟县。

大明环川县城所在的云梦县，就与武汉相邻。

环川县和武昌府相邻的地理特性，就决定了两地在崇禎八年的形势相差无几。

武昌府作为湖广行省的军政核心与长江航运的关键枢纽，在崇禎八年虽未直接沦为战场，却已深陷乱世的漩涡。

一是军事阴影，义军环伺的外围危机。

这一年，武昌府的军事压力主要来自张献忠部义军的转战衝击。

河南滎阳大会后，张献忠率领东路义军在攻破凤阳、劫掠皖北后。

於春夏之交挥师西进，直指湖广东部，將武昌府纳入流动作战的辐射范围。

彼时张献忠的主力虽未直接进攻武昌城，但其部下数次袭扰武昌府属县。

四月，义军一部突袭江夏县乡间，劫掠粮仓后迅速撤离。

袭击环川县城的那群匪徒，就是张献忠部下的其中一支。

五月，又有小股义军逼近汉阳城，与当地乡勇发生激战，却焚毁了汉水边的码头仓库。

武昌，江夏，汉阳，都是后世武汉的市中心区域。

这些袭扰並非偶然，武昌府作为楚王府所在地，储粮丰厚，且掌控长江渡口，是义军补充给养、突破湖广防线的重要目標。

作为武昌府军事威胁的主要来源，张献忠在崇禎八年的战略布局深刻影响著湖广局势。

作为与张献忠齐名的义军首领，罗汝才在崇禎八年同样活跃於湖广境內，成为仅次於张献忠的第二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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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汝才率领部眾转战湖广北部，虽未直接威胁武昌府城。

却在罗田等地与明军发生激烈衝突，间接牵制了湖广的防御兵力。

二是民生困局，天灾苛政下的生存绝境。

与中原地区类似，崇禎八年的武昌府同样遭遇小冰河期气候带来的灾害衝击。

这一年春夏，武昌府境內久旱不雨，江水位骤降，稻田龟裂。

至六月又突降暴雨，汉江、长江水位暴涨，江夏、汉阳等沿江州县圩堤溃决，民房冲毁无数。

旱涝交替之下，农作物大幅减產，武昌府城周边稻收不及三成，杂粮尽枯。

天灾之外，苛政与兵祸让民眾处境雪上加霜。

为支撑全国剿匪与边患开支，明廷在辽餉基础上加征的剿餉，在武昌府被层层加码。

地方官吏以备贼为名，额外徵收城防捐、渡船税。

仅江夏县一地，每亩田的附加税便超过正税两倍。

武昌府火耗之重，甲於湖广，小民卖妻卖子，仍不能完赋，逃亡者十之三四。

更让民眾不堪其扰的是过境明军的劫掠。

因粮餉匱乏，调往东部防堵张献忠的明军途经武昌府时。

强征民粮，劫掠牲畜，稍有反抗便以通贼论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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