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降將李永芳鲜计策给努尔哈赤：“大兵入侵中原，肯怕毛文龙要抄后路，所以要通书袁崇焕，让他把毛文龙杀掉，假装答应归还辽东作为条件。”努尔哈赤採用这个计策，袁崇焕回书答应了，后来因为免职回家，阴谋没有得逞。等到復出后，想杀了毛文龙，就可以得到辽东了。

这个是说杀毛文龙是满清方面的议和条件的。

4、

“初，天启间，崇焕抚辽东，遣喇嘛僧馏南木座往建州主款，会罢归，未就。至是再出，无以塞五年平辽之命，乃復为讲款计。建州曰：『果尔，其以文龙头来。』崇焕信之，且恐文龙泄其款计，遂身入岛诱文龙至……以尚方剑斩之。”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

译文：天启年间，袁崇焕担任辽东巡抚，派喇嘛去满清议和，因为被免职，没有成功。等到復出以后，没有办法实现“五年平辽”的大话，於是重新议和，满清提出的议和条件就是要毛文龙的脑袋。

作者不评论歷史人物的孰是孰非，只是基於自己的作品的设定展开引用。

下面是引用网络上的一篇歷史文章作为当时东江镇毛文龙被杀的前因后果——作者声明，此文引用自网际网路，若有侵权，请联繫作者刪除，谢谢。

毛文龙的崛起：

1621年辽东沦陷，毛文龙率197名勇士奇袭镇江，俘虏后金守將佟养真，史称“镇江大捷”。这一战让流亡辽东的二十万汉民看到希望，他们追隨毛文龙退守皮岛，在渤海星罗棋布的岛屿上建起东江镇。这支“海岛游击队”以劫掠后金粮道、策反汉官、收容逃民为生，被天启帝赞为“海外长城”。

毛文龙最令后世爭议的，是其塘报中夸张的战绩：天启三年八月奏称“歼敌二万”，而《满文老档》对此只字未提；天启六年鞍山之役上报“俘斩二百”，实际明军阵亡四千。茅元仪曾尖锐批评：“虚设火阵陷虏百人，后者不进矣，何以使二万之虏尽入彀中？”但不可否认，东江镇的存在让努尔哈赤被迫屠杀数十万辽民以防叛逃，极大消耗了后金实力。

东江镇孤悬海外，朝廷年拨百万两军餉中，毛文龙实际仅得24万。为养活麾下2.8万兵与10万流民，他开闢三条財路：劫掠后金村镇、勒索朝鲜、走私商船。这种“军阀化”生存模式，既让他在天启年间备受阉党推崇，也为崇禎朝的清算埋下伏笔。

袁崇焕的“五年平辽”困局，1628年，袁崇焕向崇禎夸下“五年復辽”的海口。面对后金铁骑，他的战略核心是“以守为攻”——依託关寧锦防线消耗敌军，最终逼其和谈。但毛文龙的游击战术打乱了节奏：东江军频繁袭扰后金腹地，既让皇太极无法全力西进，也破坏了袁崇焕的“缓战养势”计划。

崇禎登基后清查边镇，发现东江镇虚报兵员达七万之巨，遂將年餉从100万两砍至24万。毛文龙上疏哭诉：“草根树皮淘洗净尽，荒山赤土，尫羸流离。”为逼朝廷拨餉，他竟率兵闯入山东登州，此举彻底激怒崇禎。袁崇焕趁机提出“禁海运、改陆运”，掐断东江生命线。

袁崇焕需要绝对掌控辽东军政，而毛文龙的东江镇“听封不听调”。当袁要求移镇金州屯田时，毛文龙抗命：“金州城高且坚，洵恢復四卫之首地。”这种对抗，在士大夫眼中已成军阀割据的徵兆。更致命的是，毛文龙与后金间谍刘兴祚的秘密联络，让袁怀疑其“通敌”。

1629年六月，袁崇焕以“商议粮餉”为名，邀毛文龙至双岛阅兵。毛带三千亲兵赴会，袁却早已在帐外埋伏刀斧手。据《东江疏揭塘报节抄》记载，袁崇焕突然发难：“尔有十二大罪，知之乎？”从“欺君冒功”到“私通外藩”，每念一罪，掷一令牌，最终以尚方剑斩之。

袁崇焕所列罪名多经不起推敲：

“糜餉冒兵”：东江镇確虚报兵额，但崇禎裁餉后人均月粮不足1斗，饿殍遍野的惨状连后金档案都有记载。

“私开马市”：实为换取朝鲜粮食的无奈之举，登莱巡抚袁可立曾默许。“通敌书信”：所谓毛文龙与皇太极往来信件，至今未见原件，恐为袁崇焕构陷。

耐人寻味的是，斩帅后崇禎未立即追究袁崇焕“擅杀大將”之罪，反而默许。彼时朝中正掀起清查阉党余孽运动，毛文龙因曾贿赂魏忠贤而遭文官集团敌视。东林党人钱龙锡甚至直言：“文龙死，岛帅可收为用。”这种共识，让袁崇焕误判了形势。

毛文龙死后，袁崇焕將东江军分为四协，引发激烈內斗。1630年刘兴治血洗皮岛，杀钦差刘应鹤；1632年孔有德发动吴桥兵变，席捲山东后投降后金；1633年尚可喜叛逃。这些“东江旧部”不仅带走数万精兵，更將红夷大炮技术献给皇太极，彻底扭转明清军力对比。

失去东江牵制后，皇太极先后五次绕道蒙古入关劫掠。仅1636年丙子之役，清军就俘获朝鲜王室，迫其断绝与明朝联繫。至此，后金终於摆脱“两线作战”的噩梦，全力衝击山海关。

1630年，当袁崇焕被凌迟处死时，北京百姓爭食其肉。歷史给他开了最残酷的玩笑：他杀毛文龙是为集中权力“五年平辽”，结果却让辽东防御体系土崩瓦解。正如黄仁宇所言：“袁崇焕的悲剧，在於他用17世纪的手段解决16世纪的问题。”

毛文龙是否必死？从战术层面看，毛文龙確有军阀化倾向：抗命移镇、虚报战功、截留粮餉。但对比左良玉等明末军阀，其罪不至死。袁崇焕若採用“明升暗降”或“分权制衡”，本可避免激变。

最新研究发现，袁崇焕斩杀毛文龙前，曾秘密接触后金使者討论和谈。为取信皇太极，他可能將毛文龙首级作为“诚意”。这种“以战促和”的战略，在道统至上的明朝无异於政治自杀。

崇禎一方面默许袁崇焕杀毛，另一方面又拒绝为东江镇提供充足粮餉。这种“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思维，暴露出明末財政与军事体系的根本性溃烂。

毛文龙死后第十五年，清军入关。那些吃著毛文龙“人血馒头”的文官们，或自縊殉国，或剃髮降清。而皮岛残存的东江军，仍在1658年配合郑成功北伐南京——这是歷史最辛辣的讽刺：大明最后的反攻力量，竟来自他们曾经拋弃的“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