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秋意渐深。

北京东郊，那片崭新的、鹤立鸡群般的“红星职工生活区”，已然成为整个京城最具话题性的所在。二十栋十八层高楼，如同二十位身披米黄色鎧甲的巨人，沉默而骄傲地矗立在逐渐萧瑟的秋风里。每天傍晚，当夕阳的余暉为楼体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边，家家户户的玻璃窗后次第亮起柔和的灯火，远远望去，宛如一座悬浮於地平线上的、由星光构筑的城堡，与周围低矮灰暗的胡同平房、老旧的筒子楼形成了近乎魔幻的对比。对绝大多数北京市民而言，这里代表著一种遥远得近乎不真实的现代化生活图景——电梯上下，独厨独卫，阳台眺远，三室宽敞。

而真正將这种“不真实”砸进现实，並激起滔天波澜的，是隨著新房钥匙一起，被少数幸运儿握在手中的另一把钥匙——红星牌小汽车的钥匙。

“內部优惠购买使用权”政策，如同在已经沸腾的油锅里又浇进一瓢凉水，炸得红星厂內外、乃至半个北京城都嗡嗡作响。分到新房，是“安居”；拿到车钥匙，则是“行便”，更是“面子”！当第一批符合条件的劳模、高级技工、工程师，在无数羡慕嫉妒的目光洗礼下，略显生疏却昂首挺胸地，將那一辆辆崭新的、漆面能照出人影的红星牌小汽车，小心翼翼地开进崭新的家属区，停放在划线分明的地上停车位，或者更“神秘”的地下停车场时，一种前所未有的、混合著自豪、优越与对未来无限憧憬的情绪，在红星厂近六万职工及家属心中，野火燎原般蔓延开来。

傍晚下班时分，成了家属区最热闹的“车展”时间。自行车的洪流依旧主流，叮铃铃的响铃声不绝於耳。但越来越多“嘀嘀”的、清脆却不刺耳的汽车喇叭声，开始加入这支归家的交响曲。一辆辆造型敦实可爱、线条流畅、或军绿、或天蓝、或鲜红的红星牌小汽车，排著队驶入小区大门。在接受门口站岗的保卫科的检查证件后开门放行（小区里面居住那么多的技术骨干和工程师专家，保卫处特意安排了三十多人带著枪巡逻护卫），开车的人或许手上还带著机油的痕跡，或许工装还没来得及换下，但眉宇间的神采，车窗后家人满足的笑脸，无不宣告著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到来。

“看！那是三车间的刘师傅！八级锻工！这次分房分了三楼东头那套，车也批了！”

“呀，科研所的张工也开车了！人家是大学生，工程师，有车不奇怪！”

“嘿，瞧见没？那开蓝色车的，是锅炉房的老赵！劳模！听说他为了抢修管道，三天三夜没合眼！该他住新房开新车！”

羡慕的目光，几乎能將那些小汽车的外壳烧穿。尤其是刚进厂没多久的学徒工、低级別技工，看著那些往日里可能就在自己工位不远处挥汗如雨的老师傅、技术標兵，如今不仅住进了梦想中的电梯房，还开上了小汽车，心里的那份渴望和动力，被彻底点燃了。一种朴素而强烈的信念在年轻工人们心中生根发芽：在红星厂，有技术，肯吃苦，做出贡献，就真的有前途，有好日子过！

厂里的宣传栏、广播站，敏锐地抓住了这股风气。“向劳动模范学习！向技术標兵看齐！”“钻研技术，岗位建功，安居乐业不是梦！”等口號和专题报导层出不穷。原本一些下了班就琢磨著去哪儿逛逛、找点乐子的青年工人，现在吃完饭就捧著技术手册琢磨，或者缠著车间里的老师傅问东问西。技术学习小组、技能比武擂台，报名人数空前踊跃。全厂掀起了一股“学技术、练本领、爭先进”的热潮，生產效率和技术革新提案数量，肉眼可见地往上窜。

在这股向技术高峰攀登的洪流中，有一个人，重新成为了许多年轻工人，特別是钳工学徒们仰望和追隨的对象——易中海。

这位曾经的八级钳工、四合院“一大爷”，在过去一年里，经歷了人生中最彻底、最惨痛的“社死”与重生。假药事件、无精症真相的曝光，如同一场毁灭性的风暴，將他数十年精心维繫的老好人形象、道德权威，连同作为一个男人的隱秘尊严，撕扯得粉碎。他成了整个南锣鼓巷街道、乃至红星厂范围最大的笑话和谈资。那些同情的、鄙夷的、幸灾乐祸的目光，如同无形的鞭子，抽打著他。他请了长假，把自己关在昏暗的屋里，仿佛要与整个世界隔绝。

风暴的余波远未平息。长久以来，“生不出孩子就是女人的错”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被易中海这面“照妖镜”狠狠击碎。街道上、厂区里，不少多年无子、一直承受著“不下蛋母鸡”污名和压力的妇女，第一次挺直腰杆，拖著自家男人去了医院。检查结果五花八门，有女方原因，更有相当一部分，问题出在男方。一时间，几家欢喜几家愁。有的夫妻积极寻医问药；有的决定领养孩子，开启新的生活篇章；也有的，丈夫觉得脸面丟尽，恼羞成怒，与妻子爭吵打闹，最终闹到街道办、妇联，以离婚收场。易中海自己大概也没想到，他个人的悲剧，竟意外地掀起了一场关於生育观念的小小“革命”，也让许多隱忍多年的妇女，得以重见天日。

易中海的转机，源於一次近乎绝望中的救赎。他的失散多年的亲弟弟，夫妻二人一个人牺牲在朝鲜战场，另一个在医院上班不慎感染了致命病菌牺在了医院，留下了一对年幼的儿女，姐姐九岁，弟弟五岁，在孤儿院里孤苦无依。被易中海机缘巧合下收养，易中海那死灰般的心，突然被什么触动了。他和躺在床上、身体依旧虚弱但眼神已恢復了些许生气的一大妈对视良久，从彼此眼中看到了同样的东西——一种同病相怜的悲悯，和一种绝境中抓住浮木的渴望。

他们接回了这两个孩子。女孩叫易爱佳，男孩叫易爱国。孩子的到来，如同阴霾房屋里投入的两缕阳光。他们怯生生地叫“大伯”、“大娘”，小心翼翼地吃饭，懂事地帮著做家务。一大妈久病的脸上，渐渐有了笑容，开始挣扎著下床，给孩子们缝补衣裳，做点简单的吃食。易中海沉默地看著这一切，心里那块坚冰，在孩子们纯真的眼神和妻子重新焕发的生机中，慢慢融化。

他意识到，技术，是他安身立命、也是他可能给予这个新家庭未来的唯一根本。他不能再沉沦下去了。他要工作，要挣钱，要把这两个孩子抚养成人，要让他们有尊严地活著。

当他重新回到红星厂钳工车间时，迎接他的目光依旧复杂。但他把头埋得更低，只是默默地走到自己的工位，拿起熟悉的工具。他干得更卖力，更专注，仿佛要將所有无处安放的精力、悔恨和希望，都倾注到手中的零件上。他做出的工件，精度更高，质量更好。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热衷於掺和院里的是非，或者端著“一大爷”的架子说教。他只是干活，沉默地、拼命地干活。

然后，他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他主动找到车间主任，甚至找到了分管生產的厂长杨卫民，郑重提出：“我想多带几个徒弟。把我会的，都教给他们。不要补助，就为了……別让手艺断了。”

厂里正缺高级技工，尤其是肯真心实意带徒弟的八级工。易中海的请求，很快被批准。而且，不是带一个两个，他一下子收了八个徒弟！从看图下料，到銼削刮研，从钻铰攻丝，到精密装配，易中海仿佛换了个人。他不再留一手，不再搞“教会徒弟，饿死师傅”那一套。他手把手地教，一遍不会教两遍，两遍不会教三遍。他把自己几十年积累的经验、窍门、绝活，甚至是失败教训，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他变得严厉，但也无比耐心。车间里，经常能看到他带著一群年轻人在工位前，一蹲就是半天，讲解示范，汗流浹背。

慢慢地，人们看他的眼光变了。从最初的鄙夷、好奇，变成了疑惑，继而变成了尊重。尤其当他的徒弟们技术进步神速，开始在车间里独当一面，甚至在小比武中获奖时，“易师傅”这个称呼，重新被叫响，里面包含了越来越多的真诚。他用自己的双手和毫无保留的奉献，一点点地，重新捡起了破碎的尊严和声望。虽然他依旧话不多，但腰杆，在潜移默化中，又渐渐挺直了一些。

当红星厂职工生活区成为全城瞩目的焦点时，南锣鼓巷95號院，这座古老的四合院，也正经歷著一场静悄悄的、却影响深远的变迁。

院里好几户人家，都符合分房条件，即將搬入那令人艷羡的电梯高楼。其中，东跨院尤其成了眾人关注的“风水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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