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同伟的宿舍里，堆满了从处里带回的过往材料，这些文件，都是他经处长寧高远点头后借回，用於课余时间加深对业务理解的。

此时的文件管理虽不如后世那般森严，但他依然恪守著必要的程序。

他將那一摞摞厚重的卷宗、简报、项目批覆记录在书桌上摊开，像展开一幅幅褪色的经济作战地图。

今夜，他的阅读方式与往日截然不同。

过去，他像一个耐心的考古学家，在每一个数据、每一段批示、甚至每一个修改痕跡上细细研磨，力求理解其背后全部的决策逻辑与博弈过程。

但今夜，他不再俯身於那些细微的沟壑。他直起身，目光如鹰隼般扫视全局。

他將材料按照省份、行业、申请时间、最终批覆结果快速分类。很快，几份来自不同省份、时间相近的钢铁项目申请引起了他的注意。

案例一：辽省，老工业基地改造配套项目，申请扩建年產30万吨特种钢材生產线。当地国企负担沉重，技术设备老旧，但项目与国家和省里的產业调整方向契合度较高。批覆结果：原则同意，给予部分政策性贷款贴息。

案例二：沿海某省，民营钢铁企业申请新建中型炼钢项目。企业效益好，资金充足，技术引进方案先进，但该区域產能已近预警线。批覆结果：暂缓审批，建议优化方案或寻找区域外合作。

案例三：中部资源省，依託本地铁矿资源申请新建钢铁联合企业。资源稟赋突出，能带动贫困地区就业，但环境评估存在爭议，且全国產能布局考量下並非最优选。批覆结果：经多次补充材料和协调，最终有条件通过，但环保標准要求极高。

案例四：另一资源类似省份，几乎相同的条件，申请时间晚半年。批覆结果：不予通过。

祁同伟的手指在这些批覆意见上缓缓划过，眉头渐渐锁紧。

条件相似，甚至后者的准备材料看起来更充分，但结果却截然不同。

他轻轻摇头。这並非简单的“贪污腐败”可以解释，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人治”烙印。

审批的尺度，往往隨著“人”的因素而浮动：地方攻关的力度、经办人员对材料打磨的用心程度、上报时机的巧妙（是否撞上政策的“风口”或“红灯”）、乃至一些微妙的“平衡”艺术。

——有时，一个原本卡线的项目，因某种人情或压力得以通过，便无形中为后麵条件更优者关上了大门，因为再开，就等於对政策的反对了。

此时的產业政策，儘管已有不少“通知”、“决定”、“暂行规定”，但多是针对具体问题或行业的“补丁”，缺乏一个贯穿全局、清晰透明、具有长期稳定预期的系统性框架。

审批者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地方的预期不稳定，產业的升级与退出也缺乏硬性的、公认的標准。

系统性框架……

祁同伟脑中仿佛有一道闪电划过！他猛地站起身，在狭窄的宿舍里踱了两步。

前世的信息碎片在飞速拼接。他记得，大约是在2005年前后，国家出台了一份里程碑式的文件——《產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这份目录將成千上万的產业门类清晰划分为“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为全国的投资、审批、政策扶持乃至企业战略，提供了一个统一、透明、可预期的“指挥棒”和“负面清单”！

对了，就是它！从此，中国的產业政策管理开始真正步入“系统化、清单化、透明化”的新阶段。

现在才98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要到2003年才会由原国家计委和体改办等机构合併组建——今年体改委刚刚降格为体改办。

现在的国家经委在未来机构改革中也会解散，部分职能和人员將匯入新生的发改委。

那么……这个本该在七年后、由发改委牵头出台的《產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其思想雏形和前期研究，能不能在现在，由国家经委率先提出、甚至启动研究呢？

完全可能！

祁同伟迅速回忆经委的职能“三定”方案。其中明確包括：“研究擬定產业政策，指导產业结构调整……制定调整產业结构的有关政策……”。

提出建立系统性的產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正是履行这一核心职能的题中应有之义，甚至是前瞻性的升华！

一旦这个建议被採纳，哪怕只是启动前期研究，都意味著產业政策管理思维的一次重大跃升，这对於正在深化改革开放、急切需要提升经济治理现代化水平的中国而言，其意义不言而喻。

而作为这个划时代建议的最初提出者……祁同伟感到自己的心跳在加速。

哪怕后续庞大的起草、论证、协调工作与他无关（那需要更高级別的领导和专家团队），但“建议发起者”这个身份，已经足够在他的档案里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將成为他政治履歷中一个极具分量的“原创性贡献”。

上级在评价他时，將不仅仅看到“英勇”、“勤奋”、“学歷高”，更会看到“具有前瞻性战略思维”、“善於发现体制机制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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