怜儿自己已经墮落了，但他的义兄信夏是值得一幅《清明上河图》的。

松江是繁华江南的一颗明珠，文人聚会宴饮，市肆通衢，水运发达。所以为著名的出神童之地。

明末江南士子常挟妓出游，空谈国是。那时虽大明形势已危如累卵，但在繁华的水乡，经常举行盛大的欣赏崑曲的雅集，几千条船停在水中，水亭上清音裊裊，船上文人墨客拍曲清谈……这是苏杭上河图，也有松江上河图。这种风流繁华是沿袭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

天崩地坼后，信夏的父亲夏允彝投水自尽时，信夏把父亲文忠公悄悄埋葬在曹溪东北二里的盪湾。这里离祖父夏时正的墓不远。泖水边有个澄鉴寺。信夏在《大哀赋》中所嘆“风尘萧索兮十二楼，风雨淒迷兮四百寺。”里面就有个澄鉴寺，怜儿后来给母上香之所。

少年英雄信夏当然是令人心折的。作为那个天翻地覆大动盪年代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他的一生自是跌宕，却也何等纯直：松江清流领袖夏允彝独子，一个江南花柳繁华地独领风骚的神童。鼎革后夏允彝殉国，信夏的功名梦自然也破碎了，却终以十七岁的牺牲成就了报国之心，无论在当时还是日后，他都是一颗令世人衷心景仰的星辰，照亮著歷史前进的道路。而对另一位著名的松江抗清英雄，同样死难於丁亥年的文坛领袖、明朝进士陈子龙，他在天翻地覆后的心理遭遇与人生格局，远远复杂过信夏，也复杂过夏允彝。

信夏在生命最后时刻凭弔老师陈子龙的《细林野哭》时的姿態——勿以哀矜而自喜。

生平慷慨追贤豪，垂头屏气淒蓬蒿。固知杀身良不易，报韩復楚心徒劳。百年奄忽竟同尽，可怜七尺如鸿毛。呜呼七歌歌不息，青天为我无顏色！

这首作於弘光朝覆灭后的七律，从头至尾，每个字都溢出强烈的沉鬱和悲凉。它抒发的正是子龙心底沸如釜汤的“赎罪欲望”。读罢，你难道不会產生深深的怜惜吗？

陈子龙（1608—1647），字大樽，號臥子，上海松江人氏。崇禎十年进士，官拜给事中——在明末党社运动中，他是一个绝对绕不过去的人物，举足轻重的清流眉目。

他们东林党人操纵著舆论阵地，发表政论，组织文社，左右著清流的政治主张，对当时的朝局有很大的影响。”陈子龙与同乡、挚友夏允彝就是这样的儒林重望。二人在松江共组几社，几社成为復社最重要的分支。

在时人的评价体系中，夏允彝是知名的好好先生，温煦夫子。“外若煦煦，而持身甚严”。诗风之所以不能劲健，也不能藻丽，跟他的为人是很有关係的……劲健的人，往往很严厉，傲视世人。而允彝先生则一温温煦煦夫子也……允彝真正具有一种文学集团领袖的品质，善於团结人，多发现別人的长处，不在背后妄为月旦，以免挑起不必要的人事纠葛。夏允以集团领袖的文化气质为出发点归纳，是可以划入“古直谨严”的明末士人大类型里的。

反之，鼎革前的陈子龙就很“劲健”：首先是年轻——比夏允彝小了整整十二岁；“好奇负气”、“迈越豪上”，甚至还为文辞上的小纠葛打过別人耳刮子。任何社团的领导阶层都是既需要唱白脸，也需要唱红脸的，作为江南最富丽之地的松江和復社最重要分支几社的两位领导人，夏、陈之间的合作关係对组织的发展是良性的驱动而非消极的掣肘。这就很了不起。二人的友情，从夏允彝对陈子龙从不吝惜的讚扬里就可见一斑：“其学自经史百家，言无不窥；其才自骚赋诗歌、古文辞以下，迨博士业，无不精造而横出。天下之士亦不得不震而尊之。”。颇似唐代杜甫对李白的一片真情欣赏与强烈推崇。

“旧都冠盖例无事，朝与花朝暮酒暮”——一切都如花似锦。然而，陈子龙生活的时代已到文恬武嬉的末造之世，末世从来流染畸形的繁华。虽总以为前面必还留有大把时间，且文化人的境遇终不会太糟，可直觉已令欢喜热闹带上了宿命的悲凉。作为登高一呼万眾回应的復社主將，陈虽深具诗人別样的敏感，却终难料到天崩地坼真会在自己这一代临头。正所谓“早知国將亡，不谓身真遇”也。

故当公元1644年甲申之变骤起之际，陈也同其他士人无二，经歷过天翻地覆日月无光的大惊大痛。但他自有极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又迅即觉醒，意图在南明弘光一局取得作为。他文思敏捷，速向弘光帝上书三十余章，力陈除弊改革及反清復明大义，却屡遭阮、马排挤，一腔报国之志顿遭消磨。他愤然道：“予私念时事必不可为”、“海內无智愚，皆知顛覆不远矣”。

果然，到乙酉五月，清兵就南下了。金陵倾覆，各地起义云涌。在一些繁华的江南城市，士绅们抗清的热情特別高，“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便都发生於这个血染的年份。之后，一个庞大的遗民社会便於江南逐渐形成了规模。而就在松江陷落之际，陈子龙因祖母年事已高需人赡养逃亡在外；一年后，祖母去世，他才从避难地悄然回到沦陷的故乡。此时诸位知交都已如疾风般先后自杀殉国，令他悲痛地发出“平昔交游几尽矣”的泣血之嘆。

譬如他最忠实的战友夏允彝，就死得如此斩截：自沉。且水只及胸，竟是把头埋进水里硬生生呛死的。另一名士祁彪佳亦如是。而同为崇禎朝进士的陆鯤庭，在清兵入浙江后就决心一死。无奈家人对他看管很严。一日，他趁妻子偶然离开时插上房门上吊自杀，家人发觉后破墙而入救活了他。他却痛苦万分，质问家人：“奈何苦我！”最终还是自杀身死。——“国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取义成仁是春秋以还的士人传统，在明末江南，这种现象达到了绚烂的极致。

“食君之禄，死君之事”。在甲申年崇禎帝死社稷后，大江南北遵王命赴死者即层出不穷。如若夫人也能跟著死，乃至举室成仁，情势就更加壮烈。其间气质“劲健”者固不乏人，但更多的似乎还是这一脉平日温和煦煦但持身甚严，內里强直的典型士人群体。这是对自己要求极端认真的一类人。是把人生与道统，与文化联繫得极紧密甚至本就严肃地融为了一体的一类人。

在无比的震动、痛惜乃至恐怖中，恐怕陈子龙瞬间就会意识到，自己不但已非復一呼百应的清流眉目，还须转过身去，独自面对一个眾口鑠金的遗民社会。他们正在对他这个不死者冷眼旁观。这个团体的重要组成是没有功名的文人，有些还是边缘人。他们或许妒忌过他，但更多的成员是昔日热情推举他的復社同袍。无论出自什么心態，总之在陈子龙归来后，这个遗民社会都向这颗耀眼的明星投掷了强加的期许——无言而急促地催逼他儘快实践那桩现下最合其身份逻辑的壮烈行为——效仿故旧殉国、殉君父。

如果他没有前朝功名，如果他不是曾慨然为清流眉目的陈子龙，又如若几社战友夏允彝不死，或许，还能归隱了之？——但这些假设都不存在。现实在要求他快快去死。他必须死。而且已经有无数不如他的人都勇敢地实施了这最末一著。坐等是可耻的。

可他偏不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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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异族战火中失去政治话语权的这个士人集体，无形中又於自身內部另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价值系统、集权体系。至少於明亡之际的处生死问题上，它强烈要求同一性的抽象道统思维已异化为一只怪兽。

那可真是个自杀成风的恐怖时代。到了明亡之际，问题进一步化简，只生死两途，只有生者与死者。正史野乘的『忠义』、『遗民』之目，全由死与未死；更微妙也更为明人所热中於分析的，是『不即死』；士论之苛也在这种题目上发挥到了极致。

而回溯有明三百年间，士人一面关心国是，另一面又不忘流连声酒，文学创作甚至日常行为都薰染著普遍的夸张形態——“平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这才是酿成极端恐怖、间不容髮的殉节高潮的深层原由。士人於明亡之际的处生死，亦渐也。非一朝一夕使然。厉风节而趋极端，一向为明代世风所鼓励。遗民群体的自我监督，有其较之平世尤为苛刻的道德標准。这里有压抑著的肆虐、施暴愿望。。——故大儒王夫之对仁暴之辨的犀利审察，就体现在对隱蔽的暴力倾向的察知上。

鼎革前，子龙“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好言王伯大略”；作为士阶层的佼佼者，在精神上必自持强烈的优越感。当逃过甲申、乙酉，进入万木凋敝的丙戌、丁亥年后，他才骤然发现自己已被大力推向一个陷阱的边缘。挖掘者竟就是前半生做的这些戏。而他挣扎著，寻找种种藉口不致跌落下去，万劫不復。在和平时代瀟洒豪迈、纸上谈兵者，若真遇到恐怖的大环境，却不一定有勇气，很可能也当不了英雄。左右彷徨的姿態，很快就令陈子龙在极端的殉节气氛中付出了沉重心理代价。歷史和他开了个致命的玩笑。

子龙门下弟子毛稚黄曾这样描述甲申变后士人之局：“迄今有蝉蜕轩冕者，有山林终者，有自髡顶为僧者，有小草坐寒毡者，有以起大慰苍生者，有墓木已拱久者，有餬口四方，金尽裘敝者，有憔悴且行吟者……”

以此世態观子龙：他始终坚持操守，绝非钱谦益、龚鼎孳那样的“蝉蜕轩冕者”；然其功名地位也绝不允许他效仿诸多遗民做“山林终者”。他確曾在变后“髡顶为僧”，后又还俗——夏允彝那无功名之累的兄长之旭亦在天翻地覆时节出家，又因掩护子龙被清军追索，从容自尽，成为丁亥子龙案坐累的数条人命之一，此为后话。至於“小草坐寒毡，金尽裘敝，餬口四方”，读子龙后期诗作“短衣白帽依荒草，卖饼吹簫杂佣保”，就可知他在乙酉一年间已有极彻底体会！同重量级的復社挚友、前朝官员夏允彝、祁彪佳们一个个都“墓木已拱”，在无声地催促后死者“有以起大慰苍生”。他却只能“憔悴且行吟”，不厌其烦地自我谴责，却总是迈不出那一步去——心头多少情感在做著交战！

而那首披沥直陈的泣血七律，即作於陈子龙辉煌人生歷程中急转直下的，噩梦般的黑色尾梢。

怎么办？允彝的一死，给子龙留下了很大的创伤，他不但失去了一位最亲切的友人，同时更感到自己的无名的悲哀。二十多年以来的挚友，平时自许为第一流的人物，现在允彝由於抱有国破家亡的沉痛而自杀了，可是自己却因为捨不得八十余岁的祖母而偷生，他是留此身以有待，但是他不能不感到偷生的可耻。这个时期，他正在生和死的歧路上徘徊，但是他最后的决定还是不死……『杀身良不易』，这是一个问题，在未死之前，他能怎样解答呢？

忠，而不愿死——面对排山倒海的“眾人之口”（虽然那多是无声的精神倾轧），就须尽人事证明后死之故不为偷生，只为復国。子龙也確有积极的报国之志，乙酉年逃亡时就暗中与闽、浙海上通风气。闽西隆武帝委任他为兵部右侍郎兼左都御史。在水月庵出家的那段岁月，为骗过清军耳目，他还改名“信衷”，字“瓢粟”，號“颖川明逸”。他確也没有袖手旁观，甚至曾亲率义师攻打杭州。但隨著清政权在江南的日趋巩固，“报韩復楚”之志越来越像以卵击石。而况子龙书生出身，实际作战经验甚少，领导的几次战斗都以完全的失败告终了。

不但遗民社会总是在这个儒林重望“不即死”的殉国表率问题上纠缠不休，他自身也很诚实，从未停止过自审、自赎双管齐下相互交战的心理战斗。內外交困下，即使意志人格坚如钢铁，也必会变形。最后的紓解方式竟只余创作一途——“祈死烦宗祝，偷生愧国殤”，“固知杀身良不易”，“青天为我无顏色”，“男儿捐生苦不早”……无处藏身的他不停顿地作著自我谴责。

以视夫身仕偽朝，弹冠相庆者，固不同；比之自讳失节，反托於遗民故老者，更不可同年语也矣

国家不幸诗家幸。陈在生命最后一两年的诗文，因夹於殉节者与隱逸派间万劫不復的心理煎熬，焕发出血淋淋的瑰丽，已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普遍命运的一个符號。有如亡国后的李后主，通篇都是结晶了痛苦的白描，找不到任何应景、游戏和表示谦虚的姿態。这里每个情感都是血淋淋撕碎的伤口，在乱世无所忌惮，乃至自虐地扯开胸脯向外展示著。你甚至可以认为他已经疯了。那个万木凋敝、步步进逼的严苛时代也已经疯了。

至一六四七年（丁亥）夏，陈子龙密谋策反吴胜兆起义事败，清廷叠兴大狱。子龙望门投止，牵连甚眾，最终被俘，投水而亡，后諡“忠裕”。——终於……殉节了，死亡姿態却那样挣扎和不“完美”。遗民小环境的情绪又一次震盪了。陈既为抗清而死，人格情操確居於投降派和逸民之上；却又远逊於明亡后即死（如夏允彝）和坦然就义者（如稍后牺牲的信夏）。“问题”的核心已不再完全纠缠於自杀得太晚这个“遗憾”，而开始针对他死前的望门投止牵连甚眾了。所以即便在“终於”牺牲后，陈也难逃非议，这非议就出自黄宗羲之口。——清军的滥杀无辜反被忽略了。

严苛时论的刀剑再一次对准了內部弱小的自己人而非外部强大的迫害者。多年后，只有寥寥几个欲说还休的声音底气不足地试图表达对子龙的同情。如华亭芥庵老人徐世禎在《丙戌遗草（焚余草）序》中，针对时人评子龙“不死於申、酉，而死於丁亥，迟三年而作鴟夷，不如先三年而为汨罗”的嘲讽辩云：“岂非將有以自表见，而不欲以旦夕黄壚没没菸草也哉。则为今日陈子之死恨晚者，是尚未读乙酉以后诸篇也”。出发点仍非肯定子龙当时有不死的权利，却是先验预设他的“不死”之故是为了能更壮烈地去死——只是做得不够完满罢了。子龙，那个曾如此惶惶地挣扎於敌我双方死亡威逼下的子龙，倘或九泉有知，於感激之余，怕也只有默然苦笑吧。这个时代，生是没有权利的，反而只有死，各种出人意表的形形色色的激越的死，才有广阔的舞台。於是就出现了那么多“死“的方式！形式甚至代替了实质的悲凉，成为新遗民社会热衷的话题。

活，是生命再正当不过的最基本权利。陈子龙又无大节之失，甚至还在参与战斗。身负前朝功名的他之“错”，一开始就在求生欲实在强烈。可面临一去不復返的“最末一著”，这个昔日明星还能做出怎样的姿態？他什么武器都没了，只余人类最原始的本能。蘸著血泪而作的诗歌能否传世，达到艺术“顶峰”，恐怕他都不会在乎。在这场个体与集体的交锋中，孰胜孰败显而易见。虽然集体正是由每个这样脆弱犹疑的个体组成的。但一旦形成组织，个体心底那些莫名其妙的施暴的魔鬼就有机会纷纷逸出瓶子，最终化合成有煽动力的怪兽。

的確，有些人对生死看得比较淡，而另一些人则看得分外重——这最终决定於人的內在性格而非外在表现。陈子龙骨子里就是对死深感惧怕的那种人，再显赫的藉口、华丽的光环也极难诱惑他自动走向这条不归路

虽然时代相异，压迫者不同，但严肃的逼迫氛围永远是那么阴冷淒凉。其实若论望门投止，癸卯年间死节的忠烈之士魏耕（白衣）亦牵累过掩护他的祁班孙诸人。但魏之所以未能如陈那般引发遗民社会强烈的情绪震盪，一是事发时已在康熙元年，统治者略施怀柔之术，遗民社会出现了微妙的分化瓦解；二是魏案坐累者都被逐戍关外而未遭杀身之祸。与之相比，掩护过陈子龙的数人却几乎都在清军密不容发的追逼下纷纷以自尽告结。从深处说，这正是与清军占领江南初期极端的残暴、追杀截然不可分的。另一方面，也正表明了坐陈案牺牲者都因年代与交游之故，葆有特別坚定的殉国之志。到康熙年间这种死节的锋芒就隨时间流逝渐渐消融了。

而况子龙还有个独特藉口可用——一种超前的人生哲学。在明末，江南文人的哲学观实际上是在渐趋异化的，就在明朝的最后几年，一些士大夫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必须摒弃会社林立但陷於门户之爭的弊病，倡导经世致用之“实学”，陈子龙处於风口浪尖，文风“正中有奇”，是这股文化思潮的重要参与者，还撰著过皇皇数十万言的巨作《皇明经世文编》。这著作是子龙思想“奇”之精髓。而况陈子龙、夏允彝虽都是登科进士，几社“以才情坏八股”的风气导向却闻名於外（见《南吴旧话录》）。其实若论提倡文学、树立气节外，倡导“为有用之学”，绝非指点江山的陈子龙一人之功。只不过他的外表最像英雄而已。

故子龙自有高人一等的才气与识见，在哲学观上他对殉国之风就是不以为然的。况且他与基督教又结了不解之缘。眾所周知，在生死问题上，基督教与程朱理学走了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据典籍载，陈家与山西蒲州天主教大族韩氏为世交；而对深諳西学的乡贤徐光启，子龙更是极为敬服，多次拜望请教。《皇明经世文编》这部“可付之实施”的高瞻远瞩之作便受教於徐甚多。恐怕受教最深的，还是“务实”二字。——只是在面临人生最末一著的极端时刻，当才、情、气让位於心、性、理时，他必然落了败。

原先復社『社事以文章气谊为重』，但这个青年文人联谊团体在明末越来越严峻的事实面前，开始考虑现实问题，研究学问……徐光启是明末『实学』的代表……实学得到提倡，但还未成为士大夫的共识。后来，清初的江南士大夫怀著亡国之恨，对此追悔莫及。

他的“私慾”就是对生的渴求。不得不说子龙还是太超前了。又或许他秉持的先锋哲学观依然只是保命的藉口——明亡之际的处生死成为一把利刃，对他的个性揭露得不留情面鲜血淋淋，逼得他无处可逃。

很少有人想到，这种血淋淋境遇下的“处生死”態度，与鼎革前香艷的的诗酒岁月里他与柳如是的遇合，竟也是可遥相参证的。

两处伤心一种怜。満城风雨妒嬋娟。已惊妖梦疑鸚鵡，莫遣离魂近杜鹃。琥珀佩寒龝楚楚，芙蓉枕泪玉田田。无愁情尽陈王赋，曾到西陵泣翠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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