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齐来到院外，见孟凡非正扶著一位老人从房子后面的高台上下来。

孟凡非给老人拍了拍身上的土，然后向大家介绍说：“这就是我二爷，李正举，李老大人！”

傅百燾急忙上前，握住老人的手：“李大伯，您好啊！我是李书记派来的，县领导让我代表他们向您问好！”

老人好像有点累，还弯著腰，连声说：“哎呀，使不得，使不得！”

傅百燾说：“李大伯，这位是县教育局的杨局长。”说著，把一行人一一做了介绍。

看见这么多人来看自己，老人慈祥地笑了，露出满口的白牙。“好！好！谢谢你们了！”

李正举忽然站直了身子，敬了一个礼——非常標准的军礼！

人们这才看清，老人高颧骨，深眼窝，脸庞黝黑，头髮花白，眉毛粗长，双耳奇大。

老人虽然驼背了，但仍有一米八的样子，当年一定是非常英武！

可现在，身形太瘦了，细高细高的。

杨玉山扶住李正举的手臂，询问道：“老人家，您刚才是做什么去了？”

李正举说：“没干什么，到山坡上背了一小把把柴火，捎带著到台子上搂了点树叶儿。”

“搂树叶儿是用来烧火吗？”

“不是，餵猪。在大锅里煮个把小时，捞出来，让猪吃，那是它的主食！”

大家一听，老人很幽默。

“咱们別在这儿杵著了，上家里去，走！”李正举说著，从地上抱起一捆干树枝。

孟凡非一把抢过去，拎著，领著大家回到院子里。

李正举走路很快，抢先一步，挑著门帘，招呼道：“快进屋！快进屋！”

大家哪好意思，但谦让了半天，拗不过老人家，杨玉山只好领著人先进了屋。

屋里一下子拥挤了，王林等几个年轻人只好在墙柜边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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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山牵著李正举的手坐下。

李正举十分响亮地说：“我是个老光棍子，腿残了，家里只有我和我瘫在炕上的老娘。”

杨玉山和傅百燾双双扶住了他的胳膊。

剎那间，杨玉山的手不由地一震：老人家的右臂怎么这么瘦？就像没有肉，只是一根硬硬的骨头一样！

傅百燾问：“您老刚才说到山坡上背柴火去了？”

“是啊，到后山。”

“后山远不远？”

“还行，十七八里地。”

“嚯，这么远！”

“近处的都是杨树、杏树、梨树、核桃树，都是有主的，私人財產，有干了的树杈也不能动。我去远一点的地方，砍那些山木的干树枝、死树疙瘩什么的，既不伤害活树，又能当下烧，背著还轻，一举三得。你们看我院子里的柴火全是乾的。”

“大伯，您这叫明事理啊！”

“嗨，也甭听我瞎咧咧。”

“不不，您的做法很正確，大家都应该向您老学习啊！”

“欸，这点小事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啊。”

杨玉山插话问：“李叔，十七八里地吶，您现在就赶回来了，那得起多早啊？”

“我每天5点半起炕。对於年纪大的人，这个时间不算早啦。起炕后先给老娘做点吃的。她吃饭早，一辈子啦，都是早起早睡早吃饭。伺候她吃了，我才到后山转转。地里不忙的时候我差不多天天去，去了就弄点柴火，多了背不回来，就放在山上。”

“放山上？”

“对啊！杨局长，山上安全得很吶，捆好了的柴火没人偷的。今天我上山就是背的现成的。现在山上还有十来捆吶，哈哈……”

“您老穷不改志，苦不伤心，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啊。”

“那是必须的，部队教育的结果嘛。”

“您老为革命当兵打仗，光荣负伤，政府从来没有给您安排转业、安排工作吗？”

“嗨，別提了。”李正举摇摇手说，“我1949年1月负了重伤，胳膊坏了，腿也坏了，不能再隨部队打仗了。咱不能连累部队啊，就申请復原。我在家排行老二，上头有个哥哥，他8岁时就得病死了。我当兵第二年，我爸爸上山，也摔死了，家里就只剩下我奶奶和我娘。你们说，我不回来照顾能行吗？但是我在回老家的半路上，不小心把战功奖章和部队证明都弄丟了。”

“您找政府说明情况啊？”

“刚开始，我是想说说来著，可是回老家后，家里一天也离不开人，事就拖下来了。后来一想，国家也穷不是吗，我是革命战士，不能给国家添麻烦，什么復原不復原，转业不转业，无所谓了。”

“那太可惜了，让您一家受累了啊。”

“杨局长，不能这么说。没有工作，我才有机会天天守著奶奶，守著老娘啊，这多踏实！大队、邻居们对我好著吶，粮食少点，饿不坏；衣服破点，冻不著。你们看我，不是挺好的吗？”

李正举爽朗地笑著，两道又粗又长的眉毛，变成了两道弯弯的弧线。

听了老人家的话，大家很受感动。

傅百燾觉得时机差不多了，站起来，向老人家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说道：“李大伯，我们今天来啊，是有个重要的事情向您老匯报！”

“你说！”

“是这么回事——”傅百燾把事情的起因讲了一遍。

原来，有一位新加坡籍华侨叫安子龙，近期要回国探亲。除此以外，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一定要寻访到他当年的救命恩人。

安子龙的家乡是福建，年轻时做木材生意。

1948年12月份的一天，他到徐州办事，事情没办完就赶上了淮海战役大决战。他在仓皇躲避战火的过程中，被一发炮弹炸伤，失血过多，昏死了过去，是解放军救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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