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啊，这案子最后肯定按检察院那意见来。”李婧小声说，“谁愿意为一个醉驾案子去上审委会？”

王鹏推了推眼镜：“那是当然。基层法院最重要的就是稳。就算有別的看法，也不能在这种案子上乱冒头，要冒也得挑个值当的案子。”

他说著，目光下意识扫了一眼走在最后的林正宇。

“倒是有人，看卷宗看得格外认真。”

林正宇像没听见，回到位置上，先把桌上一摞卷宗摆整齐，又捞起水杯去接水。

饮水机里哗哗流出热水，白雾裊裊往上冒。他把水接到七分满，杯子里的绿茶在上下浮沉。

这一幕有种说不出的熟悉。

上一辈子，他在中院的办公室里，也不知道换过多少桶水、泡过多少杯茶。差別只是，那时候端杯子的是他的书记员，现在是他自己。

……

黄罗生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朝北，冬天冷夏天闷，窗户外是一片杂乱的居民楼屋顶，几条晾衣绳上掛著还没干透的衣服。

十来平米的空间，被两只铁皮文件柜和一张老式办公桌挤得满满当当。桌上摊著几本案卷，一台用了好几年的台式机，显示器边上扎著一串钥匙，键盘上有几颗字母已经磨白了。

黄罗生把保温杯往桌上一放，杯底和桌面碰撞，发出一声闷响。

他其实没多少心思喝水。

上午的那个案子，下午那场合议，一直在他脑子里打转。

八十一毫克的醉驾，按规矩走完流程判个拘役一个月，没人会说什么。检察院不会抗诉，院领导不会找他谈话，上级法院不会盯著这份判决看。

安全，又省事。

可他翻案卷翻得越仔细，越觉得说不过去。

凌晨一点多，郊区小路，来来往往没几辆车。

被告人骑的是摩托车，不是开著越野车在市区横衝直撞。

没有人受伤，没有发生事故，现场照片也乾乾净净。

他拿起检察院的起诉书，又从头看了一遍，最后那一段“建议判处拘役一个月，並处罚金人民幣二千元”的措辞，规矩得不能再规矩。

“按现在的风气，把他送进去踩几个月缝纫机，谁也挑不出刺。”黄罗生在心里说，“但这人出来以后，还能不能在厂里继续干活？”

一个四十多岁的工人，没有技术，没有背景，出去带著一身“前科”，要再找工作谈何容易，还有他的小孩，到时候长大了想考公、想参军那都是天荒夜谈了。

这种后果，起诉书里不会写，判决书里也不会写。

“问题是，法律就是法律。”黄罗生靠在椅背上，长出一口气，“基层法院就该守规矩。要是每个案子都搞特殊，那还要法律干什么？”

他处理过太多案子了。

年轻的时候，他也曾因为一个判决和检察院吵过架，也曾因为一个不同意见在审委会上被领导当场“教育”。

一次是一个盗窃案，他坚持认为可以从轻判缓，结果检察院抗诉，中院改判实刑。那次全市刑事审判工作会上，点名批评的第一条就是他们院。会后分管副院长把他叫进办公室，只说了一句：“老黄，你是想当专家，还是想在系统里平平稳稳干退休？”

那句话，他记到了现在。

“法律可以没温度，但法院不能没温度，法官也不能没温度。”这是他这两年总跟人絮叨的一句话，可真正到了案子里，每一个“有温度”的选择背后，都是风险。

检察院抗诉是一层，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是一层，院庭领导的“谈话”又是一层，年终考核表上“发改率”那一栏，又是一层。谁都不愿意为了一件醉驾小案子，去撞这些看不见的墙。

他呷了一口保温杯里的枸杞茶，冷的发涩，枸杞已经泡得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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