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晚七时。

柏林，人民委员会大楼。

韦格纳站在窗前，手里捏著隆美尔刚发来的电报。

“增援部队已到，部署完毕。三日后向南推进，里加围而不打。波罗的海战役，预计一周內结束。”

韦格纳读完电报，嘴角浮起一丝笑意，他把电报放在桌上，走回办公桌前坐下。

桌上摊著另一份文件。

那是他几天前写到一半的稿子，標题是：

《关於在全党范围內开展思想作风教育整顿的初步设想》

旁边还放著几本厚厚的笔记——那是施密特这几天送来的各地调研报告，关於干部作风、群眾反映、官僚主义苗头的第一手材料。

韦格纳拿起笔，想继续写下去。

但笔尖悬在纸上，久久没有落下。

不是写不出来。是他脑子里的事太多了。

韦格纳放下笔，揉了揉眉心，他站起身，走到墙上那幅巨大的世界地图前。

欧洲的轮廓在灯光下格外清晰。

德国、法国、义大利、波兰、苏联、波罗的海三国……红色的区域正在一步步地扩大，逐渐向世界上延伸。

韦格纳的目光没有停在欧洲。

“任重道远啊。”他喃喃说。

韦格纳看了半晌后坐回位置上拿起笔，在稿纸的第一行下面，写下了一行新的字：

“第一阶段：教育。让每一个党员重新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他停了一下。

这个问题的答案，十一年前，似乎每个共產党员都很清楚。

但十一年后，有些人心中的答案开始变得有些模糊了。

不是他们变坏了。是环境变了。

革命时期，天天在街上走，天天和群眾在一起，天天有敌人盯著你，天天有危险悬在头上。

那种环境，逼著你清醒，逼著你朴素，逼著你不敢忘记自己是来干什么的。

现在呢？办公室，文件，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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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群眾越来越远，离危险越来越远，离初心也越来越远。

所以需要教育。

不是上大课，不是念文件，不是写心得体会。

是真正地停下来，想一想，问一问自己。

“当官到底是为了什么？”

韦格纳继续写：

“第二阶段，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政治审查。

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

但要摸清，知道谁可靠，谁摇摆，谁已经烂了。”

施密特给韦格纳的的方案里就提过这个。

韦格纳同意他的意见，但他加了一条：

“审查结果，不公开，不扩散。

只作为组织掌握的参考。必须让本人知道结果，必须签字確认。

如果对结果有异议，可以向党组织申诉。”

这是保护。也是震慑。

让你知道，组织在看著你。

“第三阶段，制度。重新设计权力运行的轨道，让权力不能腐、不敢腐、不想腐。”

施密特交上来的文件当中说的

“可能需要五年、十年”的事。

韦格纳想了想，在旁边加了一行批註：

“五年太久，只爭朝夕。先从最容易的做起：

干部交流轮岗、財务公开透明、群眾评议常態化。

试点先行，逐步推开。”

韦格纳放下笔，看了看墙上的钟。

十九点四十九分了。

窗外的灯火还亮著。

韦格纳再次站起身，走到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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