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安全风险。干部们下井，万一出事故，谁来负责？这个责任太重了。

第四，形式主义问题。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做秀，是搞形式。我们何必授人以柄？

第五，家属参加是否必要？孩子还小，正是读书的年龄，去矿上劳动，会不会影响学业？

第六，建议先试点，不要全面铺开。比如先让年轻干部去，老干部暂缓，等总结经验后再推广。

韦格纳看完，放下这份报告，闭上眼睛。

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睁开眼睛，看著施密特。

“施密特同志，你怎么看？”

施密特想了想。

“主席，这些理由，有些確实有道理。比如家有幼儿的女同志，比如身体確实不好的老同志，比如正在处理紧急事务的同志。这些情况，应该考虑特殊安排。”

他顿了顿。

“但大部分理由，说白了就一句话——不想去。”

韦格纳点点头。

“继续说。”

施密特拿起那几份报告，一份一份地指著。

“这位交通部的副部长，身体不好？上个月我还看见他在运动会上打网球，打得挺起劲。”

“这位商业部的处长，五十三岁就不行了？矿上五十多岁的工人多的是，人家天天干活。”

“这位外交部的司长，谈判走不开？波兰同志的谈判下个月才开始，他急什么？”

“这位財政部的副局长，洋洋洒洒写了两页，说得头头是道。但他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他顿了顿。

“他不是在討论一个政策，是在找藉口。”

韦格纳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笑了。那笑容里，有无奈，有嘲讽，也有一丝冷意。

“施密特同志，你说得对。这些同志，不是在討论问题，是在找藉口。”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

“你知道这说明了什么吗？”

施密特想了想。

“说明有些人，已经忘了自己是谁了。”

韦格纳转过身。

“对。他们忘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以为自己坐在办公室里，批批文件，开开会，就是干部了。他们以为自己比工人高一等，不该去干那些粗活。”

他走回办公桌前，拿起那几份报告。

“这些理由，写得真好。身体不好，工作忙，家里有事，孩子小，老人老——每一条都像那么回事。但是——”

他把报告往桌上一拍。

“工人就不身体不好？工人就不忙？

工人就没有家？工人就不养孩子？工人就不伺候老人？”

他的声音高了起来。

“工人天天在井下挖煤，一干就是八小时、十小时，他们身体就好了？

他们就不忙？他们家里就没事？”

施密特没有说话。

韦格纳深吸一口气，平静下来。

“施密特同志，你说得对。有些人，確实应该去矿上待几天。该让他们的脑子清醒清醒了。”

他拿起笔，在那几份报告上飞快地批註。

“这位交通部的副部长，既然身体不好，那就更应该去锻炼锻炼。

第一批，就安排他。”

“这位商业部的处长，五十三岁正当年。

矿上有的是五十多岁的工人，让他去跟人家学学，什么叫老当益壮。”

“这位外交部的司长，谈判不急。先去劳动，回来再谈。

让他体验体验，什么叫真正的紧迫。”

“这位財政局的副局长，写了这么多意见，想必对义务劳动很有研究。

那就让他去第一线，亲自实践实践，看看他的理论对不对。”

他放下笔，看著施密特。

“施密特同志，把这些意见和我的批示，原样印发给各部委。

让大家看看，咱们的干部，是怎么找藉口的。”

施密特点点头。

“好的，主席。”

他站起身，准备离开。

韦格纳叫住他。

“施密特同志。”

施密特回过头。

韦格纳沉默了几秒，然后说：

“你说，这些同志，是真的不明白，还是装不明白？”

施密特想了想。

“主席，有些人是不明白。有些人，是装不明白。”

韦格纳点点头。

“那我给你个任务，就是让那些不明白的明白过来。让那些装不明白的，装不下去。”

施密特点了点头，转身走了出去。

办公室里只剩下韦格纳一个人，他转过身，走回办公桌前。

桌上还摊著那几份报告。韦格纳拿起一份，又看了一遍。

“身体不好……”

他笑了笑，把报告放下。

然后他拿起笔，继续批阅文件。

很快，那份带著韦格纳批示的文件，发到了各部委。

那些找藉口的人，看到自己的报告和韦格纳的批示，脸色各异。

有人脸红，有人脸白，有人脸青。

但没有人再说什么。

五月二十日，第一批义务劳动人员，准时在柏林火车站集合。

韦格纳站在最前面。他身边是施密特、台尔曼、克朗茨，还有四个年轻人。

那几位“身体不好”、“工作忙”、“家中有事”的同志，也都在队伍里。

有人低著头，有人看著远处，有人互相交换著复杂的眼神。

韦格纳没有看他们。他只是望著那列即將出发的火车。

汽笛长鸣。

“同志们上车！”他喊了一声。

今天半夜就能到家，明天恢復三更，抱歉了书友们?( ′???` )比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