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李琼不来，胡燕也不再来了。我便一个人在教室里学到十一点。隨身听里放著《疯狂英语》的磁带，耳机里传来標准的美式发音，讲述著1969年阿波罗登月的故事。那一句“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这是一个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我听了不下百遍。有时我会想，人类能登上三十八万公里外的月球，为什么我就搞不懂近在咫尺的少女心事？

磁带转动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在寂静的教室里格外清晰。我跟著朗读，努力模仿每一个发音，让自己的声音填满空荡荡的教室。

窗外的夜色早已浓得化不开，远处和附近楼里的灯光星星点点，那些灯光里是一个个温暖幸福的家，而我却是如此孤独。

到第四天晚上的时候，事情终於有了转机。

我正在做《中国近代史》的习题册，教室门被轻轻推开了。抬头一看，李琼和胡燕一前一后走了进来。李琼穿著浅蓝色的毛衣，头髮鬆鬆地挽在脑后，几缕碎发垂在脸颊边。她径直走到离我最远的座位坐下，从书包里拿出书本，整个过程没有看我一眼。

胡燕跟在她身后，对我使了个眼色，那眼神里有种“看我搞定”的自信。

教室里安静了几分钟，只有翻书的声音和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这种安静有种微妙的张力，像暴风雨前的寧静，让人坐立不安。

终於，胡燕打破了沉默：“就不能够好好说两句话吗？这么互相折磨有意思吗？”她的声音在空旷的教室里显得格外清晰，“不是我说你李琼，不要说是景辉了，我都看不下去了。

李琼头也不抬：“你心疼他，你和他好去呀？”

“你这说的什么话！”胡燕的声音提高了些，“我们是朋友唉。你要不想和他处，就趁早把他放生了，你看有没有人追！”

这句话好像戳中了什么，李琼翻书的动作停住了。她抬起头，我看见她的眼眶微微发红，但倔强地不让眼泪掉下来。她抿著嘴，深吸一口气，然后安安静静地坐下来，盯著书本，不再说话。

胡燕向我投了个眼色，那意思是“看我的”。她走到李琼身边，拉过一张椅子坐下：“本来嘛，好好的一段关係硬要弄得死去活来的，把双方都弄得痛苦不堪，图啥呢？”她的声音柔和下来，“我们也就这几年好时光，能好好享受青春就享受一下，再过几年，你想这么再瀟洒都不可能了。”

她顿了顿，继续说：“你看家里那些大人都过得是什么样的生活？顾头顾不了脚。”

胡燕的话让我想到了父亲。去年春节他回家，我帮他搓背时看到背上被安全绳勒出的深深印痕，还有肩膀上那块被钢管烫伤的疤。他轻描淡写地说：“没事，不疼。”可半夜我起来上厕所，听见他在屋里小声呻吟，母亲在给他贴膏药。

还有母亲。每次月假回家，她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先去地里干两小时活，再回来给我做早饭。她的手关节粗大，布满裂纹，洗碗时要用胶布缠著指头，不然渗水进去会疼。

胡燕的话让我的脸上一阵热辣辣的。是啊，大人们为了生活已经筋疲力尽，而我们却在这里为了一点小事彼此折磨，浪费著他们用血汗换来的宝贵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