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琼曾经跟我说过她的家庭。她父亲是设计院的工程师，母亲是老师，听起来很般配，但实际上爭吵不断。父亲控制欲强，要求母亲下班必须准时回家，不能参加任何同事聚会；母亲则觉得窒息，两人经常为小事吵得不可开交。

李琼说，她记忆中最清晰的声音不是父母的欢笑，而是摔门声和压抑的哭泣。

“我有时候想，如果婚姻就是这样，那我寧愿一辈子不结婚。”她说这话时，我们正在操场散步，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也不都是这样吧，”我试图安慰她，“我爸妈虽然穷，但很少吵架。我爸出门打工前，总会把家里的水缸挑满，把我妈的自行车修好；我妈则会熬夜给他纳鞋底，做路上吃的乾粮。”

李琼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那真好。”

现在想来，也许正是这样截然不同的家庭背景，让我们对感情既渴望又恐惧。渴望的是那种心心相印的温暖，恐惧的是重蹈父母婚姻的覆辙。

就像李琼讲的她的那段人生，她父亲成为她人生最大的阻碍者和伤害者。有一次她参加学校的演讲比赛，得了第二名，兴高采烈地回家告诉父亲，父亲只是淡淡地说“为什么不是第一”。那一刻，她所有的喜悦都冻结了。她说，“从那以后，她无论取得什么成绩，都很难真正开心起来。景辉，我真羡慕你有那样的家庭和父母。这也是我很喜欢和你在一起的原因，我觉得和你在一起，我感觉心里很踏实。”

我说，“真的吗？”

李琼说，“真的！”

我说，“那以后，你啥时候，想叫我陪你就给我说。”我说这话，是因为我可怜这个眼前的姑娘，这个看似美丽的女孩，心里却是如此悽苦，谁能想到，这个美丽的外表下，藏著一个受尽人间苦难的灵魂。

李琼的不幸，激起我的保护欲，可能是中国男人都有保护弱者的心理。我便咋那一时，儼然成了李琼的保护者，想要此生都守护在她的左右。

既然已经讲和，我们便不再纠结於这次的“电影事件”。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学习中。每天我和胡燕、李琼的身影又每晚都出现在教室里。

现在虽然是八点半，教室外已经黑漆漆的，教室里已经没几个人了。

教室里除了我、李琼和胡燕，我们三人依然在认真地学习外。其他人早就回了宿舍，过起了逍遥自在的夜生活。我能想像宿舍里的场景，有人用偷偷带来的隨身听听流行歌，有人围在一起打扑克，有人躺在床上看武侠小说，还有人早早洗漱完毕，躲在被窝里给心仪的人写情书。

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我们三个人，来自不同的三个家庭，却背负著相似的期望。胡燕的父母在乡下，起早贪黑，就盼著女儿能上出学来，走出他们那个村子。李琼的父母虽然工作体面，但对她的要求极高，每次考试必须班级前三。而我，我是全村人的希望，每次回家，邻居们都会问“辉娃子，学得咋样了？”那眼神里有期待，也有比较——因为他们的孩子大多初中毕业就去打工了。

我们三个人都憋著一股劲，想通过学习表达对人生的倔强和改变自己人生的预设。来对抗那些认为我们不行的人，对抗命运给我们的局限，也对抗內心深处那个偶尔想要放弃的自己。

李琼开始整理错题本，她的字跡清秀工整，每个知识点都归纳得条理清晰。胡燕在默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嘴唇无声地翕动。我则在做歷年真题，红笔改错时发出的“沙沙”声在寂静中格外清晰。

偶尔我们也会交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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