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爷！”母亲眼圈有点红，不知是气的还是冻的，“我倒点雪，他说我倒在他家粪堆上了，就跑来骂我。说开春粪湿了不好往地里拉……我看他就是看你爸不在家，故意欺负我！”

她说话时，嘴唇微微颤抖。不是冷，是委屈。这种委屈我太熟悉了——父亲常年在外打井，家里只有她和几亩地。在农村里，没有男人的家就像缺了门牙的嘴，说话漏风，咬不动硬东西。谁都可以来捏一把。

我看看那个已经走远的背影。四爷，我该叫四爷爷，是父亲的堂叔。七十多岁了，腰板还挺直，脾气倔得像头驴。小时候，我忘在后院的铲子、耙子，没少被他顺手拿走。母亲去要，他就瞪眼：“娃娃家东西乱放，我捡著就是我的！”母亲爭不过，回来只能生闷气。

但去年我考上中专，他却领著族人来给我贺喜，提了一篮鸡蛋，说了些“光宗耀祖”的话。那时他的笑容是真诚的，拍我肩膀的手很有力。人就是这么复杂，恩恩怨怨像乱麻，理不清。

“倒都倒了，再说雪也不碍事吧。”我试著劝解，“开春雪化了，粪堆还不是一样？”

母亲眼神立刻像刀子般瞪我：“你到底向著谁？我被人欺负成这样，你倒帮外人说话？”

这是她的逻辑，家人必须无条件站在一边，对错是次要的，立场才是关键。在她的世界里，非黑即白。

我接过她手里的手推车。车把还留著她的体温，木头被手掌磨得光滑。“行了，我回来了，以后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她这才噗嗤一声笑出来，眼泪却还掛在眼角。她用粗糙的手背抹去，留下浅浅的泪痕。“你能在家待几天啊？你爸过几天才回来呢。”

“放寒假，能待一个月。”

“一个月……”她喃喃重复，像是计算著这一个月能做什么，“那好，那好。”

母亲提起我的包，就往村子里走。我推著车，我们一前一后走著。

雪后的村庄格外安静。炊烟升起，升到半空里又被一股风吹散。谁家的狗叫了两声，又停了。远处传来劈柴的声音，“梆、梆、梆”，节奏缓慢。一切都熟悉，一切又好像变得有些陌生。不知道我有了变化，还是村庄有了变化。

走进家门，我看到院子里的雪已被母亲扫成堆，还剩两堆没运出去，她刚才就是在干这个活。

我们家的院子不大，三间土坯房坐西朝东，北边是厨房，南边是后院。院墙是夯土筑的，多年雨水冲刷，已经矮了许多，墙角长著枯草，在风中瑟瑟发抖。

我放下行李，拿起靠在墙角的铁锹。铁锹把已被手掌磨出了包浆，在雪光映照下泛著光。我开始铲雪，虽然动作有些生疏，但干了一阵以后，感觉就回来了。往年，只要下雪，院子里的雪基本上是我和弟弟扫的。如今弟弟还在姨母家，因为转学太麻烦了，我父母想著等他初中上完再把他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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