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的冬天，赣西荷岭的风跟淬了冰的刀子似的，刮过陈家坳的黄土坡，卷著鹅毛碎雪，把整个村子裹得密不透风。村西头那间摇摇欲坠的陈家土砖房，墙皮裂著指宽的缝，寒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呜呜地像哭。屋里一盏油灯昏黄如豆，灯芯跳得厉害，映著木床上產妇王桂兰苍白如纸的脸——她嘴唇乾裂，额头上的冷汗混著乱发贴在脸上，每一次宫缩传来，都让她浑身颤抖，双手死死攥著身下打了三层补丁的粗布被褥，指节泛白。

床边的陈守义早已没了往日村支书的沉稳，他穿著打了补丁的单棉袄，裤脚卷到膝盖，露出冻得发紫的脚踝，在狭小的屋子里焦灼地踱步，脚步声踩在泥土地上，每一步都透著慌乱。这是他的第三个孩子，前面两个都是丫头，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年代，这个还没降生的娃，是陈家坳老陈家唯一的盼头。

“再加把劲！娃的头快出来了！”接生婆双腿叉开蹲在床边，手上沾著混著血水的草木灰，额头上的汗顺著皱纹往下淌，嘴里不停喊著鼓劲的话。王桂兰猛地吸了一口气，喉咙里挤出一声撕心裂肺的痛呼，整个人几乎虚脱过去——她已经疼了整整一夜，从天黑到天亮，从月亮掛树梢到寒风卷雪来，耗尽了全身的力气。

突然，一声微弱却执拗的啼哭，划破了屋里的沉闷。

“生了！生了！是个小子！带把的！”接生婆一把把孩子抱起来，用早已备好的粗布擦乾他皱巴巴的身子，脸上笑开了花，“你看这娃，哭声不大，攥拳头的劲儿可不小，將来准是个硬骨头！”

陈守义的脚步猛地顿住，整个人僵在原地，眼睛瞪得通红，直直地盯著接生婆怀里的小不点，嘴唇哆嗦著，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他缓缓蹲到床边，粗糙得像老树皮的手，想去碰孩子的脸，又怕自己满是老茧的指尖弄疼了这娇嫩的小生命，迟疑了半天，才轻轻蹭了蹭孩子的额头——那一点温热的触感，像一道暖流，瞬间衝垮了他所有的焦灼。

“好……好娃……”陈守义的声音哽咽著，眼泪顺著脸上的沟壑往下淌，滴在孩子的襁褓上，“就叫建军！陈建军！盼著他將来能有出息，要么当兵保家卫国，要么读书走出大山，给咱陈家坳爭口气！”

床上传来王桂兰虚弱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她费力地睁开眼，目光落在孩子身上，脸上满是疲惫，却藏不住当妈的欢喜：“守义……给儿子裹厚点……別冻著了……灶房的瓦罐里，还有十个鸡蛋……给接生婆留著……”那十个鸡蛋，是她攒了半个月，想给两个女儿补身子的，如今却毫不犹豫地拿了出来。

陈建军的到来，给这个贫寒到骨子里的农家，带来了难得的热闹。陈家坳是荷岭深处的一个穷山沟，全村几十户人家，清一色的土坯房，墙是黄土夯的，顶是茅草盖的，一到下雨天，屋里屋外一起漏。这里的人世代以种水稻、红薯为生，靠天吃饭，风调雨顺的年份，能勉强填饱肚子；遇上灾年，只能靠南瓜菜、啃红薯度日。

陈建军上面有两个姐姐，大姐陈秀莲十二岁，个子瘦小，却已经能扛起家里的大半农活；二姐陈秀娟十岁，手巧，洗衣做饭、缝补浆洗样样精通。姐妹俩早就輟学在家，不是不想读书，是家里实在供不起——一张书桌，两支铅笔，一块五毛钱的学费，对这个家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奢望。每天天不亮，姐妹俩就扛著锄头下地，傍晚回家还要餵猪、做饭、照顾弟弟，小小的肩膀，压著不属於她们年纪的重担。

“秀莲、秀娟，你们要记住，”陈守义常常坐在门槛上，抽著旱菸，看著两个女儿忙碌的背影，语气里满是期盼，也藏著深深的愧疚，“建军是咱陈家的根，是咱陈家坳的希望，將来必须让他读书，不能像咱这样，一辈子困在这黄土地里，睁眼是山，闭眼是坡。”

两个姐姐总是懂事地点头，把委屈咽进肚子里。有一次，陈秀莲看著村里的孩子背著书包去上学，眼里满是羡慕，却只是悄悄拉著妹妹的手，小声说：“咱好好干活，让弟弟好好读书，將来让他带咱走出大山。”

陈建军从小就跟別的孩子不一样。別的娃子三岁还在泥地里打滚，浑身是泥，哭著闹著要吃的；他却能安安静静地坐在门槛上，看著父亲在院子里写村公告，眼神里满是好奇，小脑袋瓜里不知道在琢磨什么。四岁的时候，他就能跟著父亲认简单的字，父亲握著他的小手，一笔一划地教他写“陈”“建”“军”，他的手很小，握不住毛笔，就用树枝在地上写，虽然写得歪歪扭扭，像蚯蚓爬，却格外认真，一遍写不好，就写十遍，十遍写不好，就写一百遍，直到把字写得工整了才肯罢休。

七岁那年，到了上学的年纪，陈守义牵著陈建军的手，踩著厚厚的黄土，去三里外的陈家坳小学报名。可当老师说出“一块五毛钱学费”的时候，陈守义的脸瞬间涨红了，他蹲在学校门口，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布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几毛钱的碎票子，还有几个铜板，那是他攒了半年，想给家里买盐的钱。

“老师，您看……能不能先欠著？等秋收了，我一定把学费送来。”陈守义的声音低得像蚊子哼，头埋得很低，脸上满是窘迫。

老师嘆了口气，摇了摇头：“守义，不是我不答应，学校也有难处，这么多孩子，都欠著学费，学校也撑不下去啊。”

陈守义蹲在地上，一根接一根地抽菸，旱菸杆的烟锅里，火星亮了又灭，灭了又亮，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结。陈建军拉著父亲的衣角，仰著小脸，小声说：“爹，我不读书了，我帮家里种地，帮姐姐餵猪，帮您放牛，我能干活了。”

孩子懂事的话，像一把针扎进了陈守义的心里，他猛地抬起头，看著儿子清澈的眼睛，眼眶瞬间红了。他抬手摸了摸儿子的头，手上的老茧蹭得儿子的额头有些疼，却语气坚定地说：“不行！你必须读书！就算砸锅卖铁，就算我去山上砍柴卖，就算我去公社里打零工，爹也要供你上学！”

回到家，王桂兰把陈守义拉到里屋，从炕席底下摸出一个红布包，那是她当年出嫁时，娘家给的唯一陪嫁。她一层层打开布包，里面是一对银鐲子，鐲身已经氧化发黑，还有一枚银戒指，上面刻著一个小小的“桂”字。“守义，把这个卖了吧，换点钱，给建军交学费。”王桂兰的声音有些哽咽，这对银鐲子，她戴了十几年，睡觉都捨不得摘，可看著儿子渴望读书的眼神，她什么都愿意捨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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