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著是修理农具，准备种子。等到土地化冻达到一犁深（老农们称之为“煞浆”），人们便吆喝著马匹，拉著沉重的木犁和铁鏵，开始翻地整地。黑油油的土地被犁鏵翻开，散发出沉睡一冬后甦醒的泥土芬芳。

“穀雨前后，种瓜点豆。”林墨和丁秋红利用短暂的休息时间，在分配给自己和校长叔老两口的自留地小心翼翼地种下了黄瓜、豆角、茄子的种子，仿佛埋下了一整个夏天的期盼。

更大的战斗还在后面。“清明忙种麦”，小麦最早播下；“立夏到小满，种啥也不晚”，大豆、土豆等作物必须紧锣密鼓地跟上；而“过了芒种，不可强种”，玉米、穀子、高粱等作物的播种必须抢在五月底到六月初完成。

田野里，景象壮观而忙碌。马拉的播种机算是先进的傢伙，但更多的时候，还是依靠最原始的人力。社员们弓著腰，用点种葫芦或是直接用手，將一粒粒种子按进泥土，同时还要施下底肥。广阔的田垄上，人头攒动，吆喝声、马蹄声、鞭响声交织在一起，谱写著一曲与天时抢跑的劳动交响。

学校也照例放了“农忙假”，孩子们也成劳动力。

然而，今年的大春播，却隱隱透著一股疲沓和无力。一个无法迴避的现实是：由於林墨和熊哥被“封了枪”，生產队里以往由野味带来的那点珍贵的油水补充，彻底断了。

这个时节，北京是初夏，这里却是刚开春，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去年秋收分下的粮食已经吃得见了底，肚里没有油水，碗里不见荤腥，巨大的劳动强度消耗著每个人的体力。很多人干活时明显没了往年的衝劲，歇晌的时候，常常能听到肚子的咕嚕声和无奈的嘆息。

“妈的，这叫什么事儿！”地头休息时，常有社员忍不住低声骂骂咧咧，“人家小林、小熊同志牺牲自己的休息日，顶风冒雪钻进老林子，用的是自己的枪、自己的弹药，打回来的东西哪次不给屯里缴一部分？咱们谁家老人孩子没沾过光？现在倒好，成了罪过了！”

“就是！也不知道是哪个黑了心肝、烂了肚肠的王八羔子去告的黑状！让他嘴上生疮，脚底流脓！”

每每听到这些，苟文才脸上都是不尷不尬、青红不定……

“队长叔，”甚至有人偷偷去攛掇老队长，“就不能……就不能睁只眼闭只眼，让小林和熊崽他们……偶尔进趟山，悄悄地干活，打打牙祭？这身子实在亏得慌啊…”

老队长每次听到这种话，总是把眼一瞪，菸袋锅子磕得梆梆响：“胡闹！出了事谁负责？你替他们顶雷？还是我替他们顶？县里的文件白纸黑字写著！谁再出这餿主意，我就扣谁的工分！”

眾人便只好訕訕地散开，但肚子里的飢火和心里的怨气，却越积越旺。

就在这种压抑而忙碌的氛围中，靠山屯又迎来了一批新人。

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再次卷著尘土开进了屯子。这次来的，除了黑河地区机关下来的另外一名插队干部，还有一位从上海来的级別不低的干部，以及一批刚从北京、上海来的知识青年。

屯子的接待能力瞬间被撑到了极限。生產队部腾出了两间最好的房子，给了那两位领导居住。而知青点那两间原本就拥挤的土坯房，又硬塞进了九个男男女女的新知青。加上“原住民”李卫红和张建军，小小的地方竟然塞了足足十一人，晚上睡觉时几乎是人挨著人，转身都困难。

新知青们的到来，暂时冲淡了屯子里关於林墨事件的压抑气氛，带来了新的喧囂和陌生的城市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