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队的主要活计，暂时只能围著村子打转。男人们叮叮噹噹地修补一冬下来磨损的犁鏵、锄头、铁锹，给马车轮子轴上膏油；女人们和半大孩子则被组织起来积肥，把牲口棚里攒了一冬的粪肥刨出来，掺上灶膛灰和烂草叶，堆成一个个冒著淡淡热气的小丘，等著发酵。这都属於“磨刀不误砍柴工”的前奏，活儿不算顶累，却琐碎，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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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知青点那排低矮的土坯房里，气氛却与这相对“清閒”的时节格格不入，非但没有轻鬆下来，反而像暴风雨前闷热的午后，瀰漫著一种无声的、沉甸甸的压抑。

自打那天从县城回来，关於胡青青与贾副主任在供销社神秘现身的种种细节，以及背后那令人浮想联翩的可能性，就像无色无味却无处不在的毒瘴，在男女知青之间悄悄渗透、瀰漫。吃饭时，干活间隙，甚至晚上躺在炕上，这个话题都像幽灵般盘旋在每个人心头。

大家心照不宣，眼神交换间藏著无数疑问和揣测，但谁也不敢，或者说，谁也没有那个胆量，把这件事摆在明面上公然议论。年前那辆突然驶来、又突然载著胡青青消失的县革委会吉普车，以及那个司机留下的、冰冷如铁的“少打听、少议论、少传播”的九字警告，仿佛一道被鲜血画就的无形符咒，高高悬在知青点上空，镇住了所有公开的好奇心与是非口舌。

可这世上的事，往往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这天晌午刚过，日头懒洋洋地偏西。队长赵大山正盘腿坐在队部那铺烧得温乎的土炕上，炕桌上摊著几本卷了边的帐簿。老会计戴著断了腿、用线绳绑著的老花镜，鼻尖几乎凑到纸面上，正用一支禿了尖的铅笔，一丝不苟地跟赵大山核对去年年底各家各户的工分帐。算盘珠子在他们手下发出单调而规律的噼啪声，是这午后屯子里最寻常的安寧声响。

就在这时，破旧的蓝布门帘被人从外面“唰”地一声挑开，带进一股料峭的寒气，也带进来两个人影。

正是知青点的刘枸和田定。

这俩人在知青群体里，算是比较“活络”、“会来事儿”的角色。平日里下地干活，算不上最卖力肯乾的那一拨，偷奸耍滑、磨洋工的小把戏偶尔也使，但胜在脑子转得快，嘴巴甜，尤其是对屯里的干部和有些身份的社员，总能凑上去说几句漂亮话，递根烟什么的。

因此，消息往往比埋头苦干的人灵通些，自詡也有几分“小聪明”。此刻，两人脸上都带著一种刻意收敛、却又掩藏不住底气的神色，尤其是刘枸，嘴角那点笑意，怎么看都透著一股“有事宣布”的得意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