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待她细想，东旭紧接著又拋出一问：“那你再想，孔子何以言『不学诗，无以言』？莫非春秋之世，士人公卿竟不諳言辞，不通文墨？断非如此简单吧？”

这一问，更如巨石投入李清照的心湖，激起千层浪。

她只觉脑中思绪纷乱，如一团乱麻，完全无法理解东旭为何要在此等看似浅显之处大做文章。

这四书五经，难道不是为了阐明儒家义理、规范人伦秩序方才被奉为经典的吗？何以在师傅这里，竟生出了如此迥异的解读路径？

东旭见李清照面露困惑，知其固有思维尚未打破，心下略感失望，却也在意料之中。

他深知，欲授其新学，必先破其旧障。

任何思想学说，在其诞生之初，首要目的绝非为统治者张目，而是为了解决当下社会面临的实际矛盾与问题。

诸子百家，莫不如此。

儒家后来显得尤为“忠君”，实乃在歷史长河中被皇权不断改造、利用的结果。

他此刻要做的，便是引导李清照，使那被重重樊笼束缚的“儒家”真义，在她脑海中完成一次“久在樊笼里，復得返自然”的解放。

他看著李清照那因苦苦思索而略显迷茫的清丽面庞，不再绕弯子直接点破道：“《晏子春秋》有云：『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东汉王充《论衡·雷虚篇》亦言：『夫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共雷。』”

“试想，今时今日，你出行百里，便需留意当地方言土语风俗禁忌。回溯至商周之世，地广人稀，小国寡民，邦国林立，其间言语之歧异，风俗之悬隔，又该是何等景象？你心中当可想像。”

“彼时，殷商虽有甲骨金文可统一祭祀礼仪之记载，然隨著周室疆土不断开拓，诸夏与四方夷狄混杂而居，彼此之间的交流往来，已成为迫在眉睫之需。在此情势之下，你以为……当以何物为媒介，方能最有效地令四方之人，习得彼此之语言，识得通行之文字，进而沟通无碍？”

东旭目光灼灼，声音陡然提升，给出了那个最为简单的答案：

“自然是——”

“诗歌！”

仿佛一道闪电划破沉沉夜空，遮掩著古老歷史的重重迷雾，在这一刻被东旭猛然掀开了一角。

李清照只觉心神剧震，她万万没有想到，那被后世奉为儒家经典、承载了无数微言大义的《诗经》，其最初诞生的缘由，竟是如此的实际，如此的……简单直接！

若依此理路推演，那么“不学诗，无以言”的真正含义，便豁然开朗了。

並非是说不学诗就不会说话，而是在那个“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的春秋时代，诗歌作为一种凝练、优美且相对规范的语言载体，是诸侯贵族乃至新兴的“士”阶层进行跨地域、跨文化高级交流所必须掌握的工具。

想要在列国间通行，想要理解他邦之政令、风俗、人情，就必须学习这套共通的“诗歌语言”。

而那些拥有辟雍官学体系的诸侯公卿子弟，自然有途径系统学习。

那么，又是谁最需要一个人来倡导“有教无类”，实践“因材施教”，並大声疾呼“不学诗，无以言”呢？

自然是那些出身庶民、渴望上升，却缺乏官方教育资源的“士”人！

如此说来，孔子那句“《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其本初之意，便显得无比淳朴而明晰了。

李清照脑中灵光乍现，恍若醍醐灌顶，此前所有困惑瞬间冰释。

她双眸灿亮如星，情不自禁地以手击案，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

“弟子明白了！依您所言，这『思无邪』，並非我等后世所解的心念善恶之邪正，而是指诗歌作为沟通媒介，其表意当『直接了当，清晰明確，如同骏马行於正道，不偏不斜』，唯有如此，方能达成交流无碍，彼此理解的目的！是也不是？”

她越想越觉通透，忍不住高声喝彩：“彩啊！如此简明之理，为何千百年来，竟无人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