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清晨，李清照轻车熟路地踏入铁门內院的书厅，却见今日景象与往日大不相同。

她的师傅东旭並未如往常般准备带她外出“体察”市井或寻访某处，而是独自立於厅中。

数幅巨大的舆图高高悬掛，几乎占满了整面东墙。其上以浓淡不一的墨色勾勒出山川河流、州县疆界，更有硃笔標註的密密麻麻的记號与注释。

另一侧那张宽大的紫檀木大案上，则铺陈著数卷长长的文书，形制庄重竟似朝堂奏章。

东旭正俯首於案前，指尖划过书卷上的文字，神情专注时而蹙眉深思，时而提笔在旁的笺纸上疾书数言，浑然未觉李清照的到来。

李清照见状，放轻脚步，悄无声息地移至案旁。她的目光被那长卷文书吸引，小心拿起一卷展开。墨香与旧纸特有的霉味混合，扑面而来。

只翻阅数页，她心头便是一震，便已认出此为何物。这正是王荆公（王安石）当年震动朝野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註：此时王安石已逝，諡號“文”，世人尊称荆公，此书名为后人所加，仁宗在位的时候自然不会直呼仁宗諡號。）

她的目光逐字逐句扫过，当读到【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则岂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盖汉之张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將吏无敢与之抗者。汉、唐之所以亡，祸自此始。】这一段时，秀眉不由自主地紧紧蹙起。

她担心是自己看错了，或是自己断章取义了，又连忙回溯前文，通览此段所处的语境。

再三確认之后，心中不由狐疑：王荆公此言，大抵確是如此论断的。

然而，一旦运用东旭所授的以墨治儒的治学方法，结合“三表”、“亲闻说”来冷静审视，此论的疏漏便清晰可见。

她想起东旭曾以治河为喻：“下游的人，会比上游的人更想治好河水。”

百姓居於政治的“下游”，最为渴望的便是世道安稳，若能安居乐业谁愿鋌而走险揭竿而起？

倘若连“下游”之民都被逼得奋起反抗，那祸乱的根源必然早已在“上游”。即在庙堂之上、在制度之中深深种下。

如此一想，王荆公將汉唐之亡的祸首官逼民反归咎於『先王之政而不得』，外加张角、黄巢之流的叛乱，这立论的根基便显得有些论证不足了。

她继续往前翻阅这份万言书，越看越是心惊，此类为佐证己见而略显牵强附会的论述竟不止一处。

譬如【商之时，天下尝大乱矣。在位贪毒祸败，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尝少矣。当是时，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后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

此言大意是言商末无道人才凋零，至周文王兴起，方能培育天下士子，使人皆有君子之才，然后量才授官。

王安石引此古事，意在劝諫仁宗皇帝需大力兴学育才，以解决当下人才不足难以推行新法的困境。

然而，此言在熟知金石史料的李清照看来，亦不完全对的。

商紂之时，难道真的无人？如飞廉、恶来等，亦算得上是能臣干吏，只是其所效忠的对象与行事准则，与王荆公所推崇的德政相悖。

小邦周能克大邑商，关键在於联合四方诸侯形成大势，而非简单的“文王育才”便可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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