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夏天。

烈日下，妈和爹在西北山坡地翻白薯秧子。横七竖八的秧子满地乱爬，往地里扎须，影响產量。每当秧子爬过三条垄长后，到秋收前，都要翻几遍秧子，锄几遍草。

妈这时二十几岁的年龄。她从小劳作，再苦再累算不了什么，耳闻目睹解放后的新中国，人民当家做主，妇女地位提高，对未来的生活也有美好的憧憬。边干活，和爹说著话：“往后咱吃饱了肚子，也养几只鸡，养两头猪，让咱妈和孩子也有个鸡蛋吃；过年宰头猪，那日子是不是就算过好了。”

爹回答：“嗯！过日子是得有个好盼向。”

日头影正了，该家走吃饭了，说著二人拾起家什走出地头。

这时，妈发现路边有一对好大的蚂蚱（青青楞）。她一弓腰，轻脚步，手指併拢，弓起手掌朝蚂蚱扣去，一下把两个蚂蚱抓在手里。

爹问道：“你逮它干啥？”

“回家点火了，扔灶坑给孩子烧烧吃。”妈乾脆的回答。

“放了它吧，也是条命啊！”爹说道。

妈鬆开手，蚂蚱一蹬腿，振翅飞出去。妈看著两只蚂蚱一蹦一飞的远去，湮没在草丛里。

收回目光看著爹，她不明白，在她面前那么强横的他，为什么会怜恤两条蚂蚱的性命。

从西河小道上来，一上坎到西当街，妈看见大叔在庄里拎著白灰水往墙上刷大字。

问爹：“他那写的啥啊？”

爹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二人说著话，就进了家门。

在家门口的奶奶见二人一边走一边说话，心生不快。他俩在一起，我不在跟前，说啥我也听不见，时间长了他们和了心，他们还不得不怕我了？

西北山的秧子需得翻几天，这天逢集。

奶奶对爹说：“你今別下地了，上滦州买副套去，咱別总管別人借了。”

“中啊！我吃完饭就上滦县集上。”爹答应。

妈涮锅洗碗，收拾完准备下地。奶奶吩咐她：“你去南当街张敬堂家告诉一声，他家的套咱不借了，咱家有了。”

“哎!”妈答应著，出门背起柵篓子，拿上锄，出大门口下大坡子往南当街去张敬堂家告诉信去了。从张敬堂家出来到西当街往西去下地干活去了。

爹坐在炕沿上卷棵旱菸点著，奶奶打开她的板柜，找钱给爹，爹接过钱赶集去了。

集上，爹买完套具，把剩下的钱捐献给了“全国人民踊跃参加募捐活动的募捐处”。

奶奶坐在炕上自己心里起疑生气：上你妈家庄西干活去，是不是有人跟你说啥讲说我？

有人给你出主意了？叫你上南当街告诉个信就不回来回稟一声，这还了得，她越想越生气。

妈妈没有特意回来回稟，是因为想抓紧下地干活，何必绕回来一大圈，一家人一个屋里住著多少话都能说，她不知婆婆会把这事想的那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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