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献哥儿意思，莫非让咱拉一票兄弟单干？”

王永和在山西落草数年，隱约晓得袁宗献的意思，问道。

“咱四人虽说武力不错，但恐双拳难敌四手。州里有旗军四千多人，营兵一千五、六百人，纵不算吃空餉的人，咱也不是他们的对手。”田文威忧虑道。

“怕甚？”

见田老三事到临头又退缩，袁宗献目光炯炯，说道：“隔壁延安府大起义，几乎是本地自家人。咱作为外人前去投靠，怕不是会被当枪使。咱先拉一伙兄弟，实在不行了，再和他们合作。”

“咱州与延安府隔著条黄河，这几年延安大旱不停，咱州里情况也没多好。寨里本也一百五、六十户，近年来逃荒的逃荒，藏山的藏山，被逼死的自尽，一年里二、三十户人家不见，今寨里仅百户人家。”

“今年寡雨，山头枯焦，斗米贵至二钱。一路西归乡里，咱可是亲眼所见，白昼剽掠粮货，百姓爭采山间蓬草。过不了几日过冬，蓬草绝跡，百姓岂不是靠吃皮，食土求活？”

说著，袁宗献目光扫视三人，说道：“咱等天亮了，集寨里乡亲到社场，让他们瞧瞧高大使的下场，为乡亲们泄愤。彼时学一字王振臂一呼，集批乡人，均田賑民，替天行道，岂不快哉？”

“若官兵势大，大不了北投一字王，或是学宋江受朝廷詔安。但依俺之见，陕西义军迟早东渡黄河，届时与之合流，何愁州兵围剿？”

在杀吏造反前，袁宗献便想好出路，不是投靠所谓的『一字王』或是是『闯王』等人，而是先拉起一支队伍起义先。

怕因外乡人而被当枪使仅是最浅显的原因之一，经他两世经验与自身研判与思考关键原因有三条。

其一，永寧州（今吕梁市）具备有农民起义的土壤。

其与陕北延安仅隔著黄河，近年来陕北大旱，永寧州有北川河、东川河的灌溉，灾情虽说好些，但依旧造成了作物的减產。依赖贸易的永寧州州內地寡而人多，土地矛盾严重，贫人可谓是遍布乡野。

底层百姓本就饥寒交迫，但朝廷却不断加征赋税，敲骨吸髓，不顾百姓死活。尤其因陕北作乱，朝廷下令晋粮禁止入秦，而永寧州作为边境区域，管控尤为严重，粮价节节攀升，民怨已在酝酿，仅差临门一脚。

其二，乱世之中拥有枪桿子才是王道。

明末动乱可不单单持续十几年，往长了说能持续二、三十年。漫长的动乱下，不管是为了自家性命，亦或是做折腾出一番事业，拥有一支属於自己的队伍才是根本。

故既已杀官造反，何不更大胆点先单干一番。若是折腾不成功，与陕西农民军暂时匯合未尝不可。

隔壁陕西官府虽说在詔安，但他如没记错，这次詔安势必会失败，彼时农民军迟早东渡山西。今时如能拉起一支队伍，必能与陕西义军呼应，从而趁机坐大。

其三，陕北农民起义的局限性。

在后世进修大学马、李二位先生学问时，袁宗献清楚记得社会老师提及农民起义失败的因素。

歷代农民大起义本身是在社会诸多压迫下爆发出来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起义运动。在无思想指导下，农民起义军因领袖的短视，自身兵马的羸弱，內部经常爆发衝突，最终走向失败了的道路，被地主阶级利用，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

李自成所率领的农民起义军，虽以边军、营兵为骨干，具有一定组织度，但却始终难以摆脱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既无具体纲领，战略上短视，又排斥士绅阶级，最终在韃子武装集团与地主阶级的绞杀下灭亡。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1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