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的喧囂散去，京州市重新回到了它固有的节奏。

缉毒大队的驻地，也恢復了往日的肃杀与忙碌。

祁同伟坐在宿舍那张吱呀作响的书桌前。

他面前摊开的，不再是案件卷宗，而是一本崭新的《政治经济学》和几份关於国际局势的內参文件。

那场年夜饭，外甥赵晓阳石破天惊的几句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他眼前的浓雾。

当他试著將个人的情爱纠葛暂时搁置，才发现，自己所谓的困境，在宏大的歷史浪潮面前，渺小得甚至不值一提。

他曾以为自己被梁家和那冰冷的“原则”逼入了绝境。

可那个十三岁的孩子却让他看到，绝境之外，是一片他从未涉足过的，更广阔的战场。

一个同事端著搪瓷缸子从门口路过，探头进来。

“哟，同伟，转行当理论家了？”

祁同伟从书中抬起头，勉强扯出一个笑：“瞎看，打发时间。”

“你这可不像打发时间的样子。”同事走进来，指了指他桌上画满了红线的书，“这股劲头，比我当年考警校还足。怎么，受什么刺激了？”

刺激？

祁同伟的心被这个词轻轻刺了一下。

是啊，刺激。

用三颗子弹换来一句“继续磨练”的刺激。

用一腔滚烫的热血，撞上那堵名为“原则”的冰墙的刺激。

他合上书，摇了摇头，声音平静：“没什么，就是觉得得多学点东西，不然脑子要生锈了。”

同事没再多问，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行，你加油。有任务了我叫你。”

人走了，宿舍里又恢復了绝对的安静。

祁同伟重新拿起笔。

“他们家塌了，屋里的好东西可都散了一地啊。”

赵晓阳那双亮得惊人的眼睛，和那种篤定一切的神態，再次清晰地浮现在他眼前。

是啊，好东西。

一个庞大帝国的轰然倒塌，流散出来的何止是废铜烂铁。

那是无数顶尖的科学家，无数被锁在保险柜里的技术图纸，无数经过几十年验证的工业体系经验。

这些，在过去是真正的无价之宝，是国与国之间难以逾越的壁垒。

可现在，国已不国。

那些掌握著屠龙之技的科学家们，也要养家餬口。

他们的尊严和知识，在卢布变成废纸的残酷现实面前，还能標价几何？

祁同伟的笔尖在稿纸上飞快地移动，一个大胆的標题跃然纸上。

《论苏联解体后我国面临的技术引进机遇》。

他不再纠结於个人的荣辱得失，而是將视野彻底投向了北方的广袤冻土。

他写那些流离失所的科学家，写那些被废弃的军工基地，写那些曾经让整个西方世界夜不能寐的尖端科技。

他用最犀利的笔触论证，此刻，正是用最低成本，引进人才、换取技术的黄金窗口期。

这不仅是机会。

更是国运。

写完这篇文章，他感到一种久违的畅快，不同於训练场上挥汗如雨，也不同於枪林弹雨中制服毒贩。

这是一种思想上的衝锋。

是用笔桿子，向一个僵化的认知，向一个可能错失的时代机遇，发起的悍然衝锋！

他没有停下。

“计划与市场，都是工具嘛。”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赵晓阳的话，如同晨钟暮鼓，在他脑海中反覆敲响。

祁同伟索性另起一张稿纸，写下了第二个，也更加石破天惊的標题。

《发展才是硬道理——再论计划与市场的工具属性》。

写这篇文章，他下笔愈发谨慎，但观点却愈发锋利。

他巧妙地避开了意识形態的直接爭辩，从最实际、最根本的角度出发，论述无论是“计划”还是“市场”，其最终目的都应该是，也必须是服务於“发展”这个唯一的核心。

他引用了南方谈话的精神，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破除姓“社”姓“资”的无谓爭论，要大胆地用好“市场”这个工具，让一切有利於生產力发展的要素都彻底活跃起来！

两篇文章，一论“器”，一论“道”。

当写下最后一个句號，祁同伟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他感觉全身的力气仿佛都被抽空了，但精神却亢奋到了极点。

他將两份稿件工工整整地誊写好，装入一个牛皮纸信封，寄给了自己的恩师高育良，请他把关。

隨后，高育良的回信到了。

信封里，是两份被他细心修改过的稿件，每一处修改旁都有批註，文末更是签上了他自己的名字並写下了推荐语。

这无疑是一块分量十足的敲门砖。

另一封单独的信里，高育良高度肯定了祁同伟在逆境中没有沉沦，反而选择用理论研究来武装自己的做法，並给出了投稿建议：

一篇，寄往汉东省委机关刊物，《汉东工作》。

另一篇，则寄往汉东省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汉东时报》。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1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