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最后，回到小沛的屠坚，前往县衙交还传、引。

通过屠坚带回来的路引，小沛县衙確认：屠坚按照既定路线，依次经过了丰县、下邑、丰县，且花费的时间没有问题。

於是，將屠坚的传、引收回销毁。

並记下档案：光和六年秋七月十三，泗水亭后山猎户屠坚，为访友前往下邑；

七月十五经丰县，七月十七抵达下邑，七月十九归；七月二十再经丰县，七月二十四日回到小沛。

至此，屠坚便算是出了一次『合法』的远门，並且走完了全部手续。

在这个过程中，屠坚若没按既定的路线走——没有经过本该经过的丰县、下邑，或是经过的时间不对，便属於违法。

轻则拷打审问，而后下狱，重则直接判刑！

通过这样的方式，华夏历代封建王朝，得以最大限度控制人口流动，將底层民眾牢牢绑在农田、乡村，以求最低成本维持基层治安。

这很好理解。

每个县，每个乡，每个亭，全都是知根知底的街坊邻里，没有哪怕一个来头不明的外人。

万一出个什么事儿，比如杀人放火之类，也根本不用查案子——直接看看案发时，有没有外地人滯留，或是当地人当中，谁没有不在场证明就行。

在严格的人口流动限制措施下，犯罪嫌疑人的搜索范围，总能被锁定在一县，乃至案发地的一乡、一亭。

而流民，之所以被称之为『非法流动人口』，原因也就在这里了。

作为非法流动人口，流民外出，自然不可能有传、引。

除了询问，根本无法得知流民姓甚名谁，哪方人士；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过去这段时间去了哪儿，又待了多久。

在原户籍所在地，流民会被登记为失踪人口，几年后被销户。

更有甚者——如泗水亭收留的李陈氏母女，直接主动销了户，成了法律意义上的『死人』！

这样做的隱患，显然是双向的。

——对李陈氏母女而言，失去了户籍，意味著他们不再享有『汉室百姓』的人权。

被凌辱了，被买卖了，亦或被强收为奴，乃至被杀害，都不会有任何人追究。

谁会追究『死人』死后的事？

但反过来讲，对於旁人而言，李陈氏母女『死人』的法律身份，也同样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人家都是死人了，还会怕你？

一言不合把你捅了，一把火把你家点了，你找谁说理？

人家是流民~

无论干了什么，都能拍拍屁股走人，隨便找个山沟沟一躲，海內通缉都没用！

所以，对待外来流民，各地官府的態度都比较谨慎。

出於治安考量，不愿意把人留下；

可出於对方『死人』的法律身份，又不敢真把人逼急了。

於是，就只能把头埋起来当鸵鸟——不许流民进城，確保城內治安，城外则一概不管。

真出了什么事儿，再酌情处理。

三五流民作恶，就派人缉拿；大股流民游荡，则考虑是否派军队镇压。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即便没有太平道的存在，这些到处游荡、聚集的流民，也必然会成为基层地方——尤其是乡、亭一级如鯁在喉，寢食难安的不稳定因素。

再加上太平道这么个催化剂，让原本群龙无首，只是『可能聚眾作乱』的流民，成了有组织、有体系，必然祸乱天下的庞大群体……

“也不怪屠大哥说，毒死一个算一个。”

“今日死一个流民，便是日后少一个贼寇……”

讥笑著道出一语，刘稷不由得暗自摇摇头，惹得樊庄也是一阵苦笑不止。

片刻后，却见樊庄面色稍一滯，似是想起什么般，抬眸看向刘稷。

“杀，自然不妥。”

“可除了杀，也未必就没有別的法子，能阻止流民倒向妖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