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风像一把钝刀子，一下下割在脸上，也割在我们焦灼的心上。离开万兵那间令人窒息的出租屋，我们的脚步异常沉重。那两张藏在画报后的百元钞票，像两记无声的耳光，抽打著现实的残酷——一个年轻的生命，在地下几百米的黑暗中透支著健康与未来，最终换来的，竟是如此微薄的“遗產”。万民將那床带著煤尘和汗味的旧被子紧紧卷在怀里，仿佛那是弟弟在这个冰冷异乡留下的唯一余温。其余的锅碗瓢盆、破旧衣物，都像被丟弃的垃圾一样，散落在墙角，无声地诉说著一个底层矿工的淒凉与无助。

我最后回望了一眼那低矮、破败的平房，以及房前屋后萧瑟的景象。光禿禿的树枝在寒风中颤抖，几只麻雀在地上啄食著不知谁遗落的残渣。那一刻，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楚涌上心头，堵得我几乎喘不过气。那种感受，绝非凭空想像就能得来。你必须亲身踏上这片土地，必须体会过那种背井离乡、举目无亲的孤独，必须想像过在不见天日的井下，每一次镐落都可能伴隨著塌方与瓦斯爆炸的恐惧，每一次升井都像是从阎王爷那里侥倖逃生。只有那样，你才能真正理解万兵，理解无数像他一样的矿工，他们用血肉之躯支撑起一个家庭的希望，却也將自己暴露在巨大的危险边缘，他们的命运，往往轻如鸿毛。

回到矿区，腹中的飢饿感才姍姍来迟。我们又走进了那位四川大哥的饭馆。一碗热气腾腾的麵条下肚，身体似乎暖和了一些，但心里的寒意却丝毫未减。四川大哥见我们神色凝重，也不多问，只是嘆了口气，压低声音说：“兄弟，你们的事，我多少也听说了些。这里的水太深，那些煤老板，哪个背后没有点势力？想让他们痛痛快快赔钱，难啊！”他的话语像一盆冷水，浇灭了我们心中残存的一丝侥倖。我们只能再次拜託他，看看能否通过他的关係，找到哪怕一丝丝能帮助我们的力量，促使那个煤矿老板能多少顾及一点法律和道义，给予万兵应得的工伤保险待遇。四川大哥皱著眉，点了点头，说会尽力，但也让我们做好最坏的打算。

就在我们一筹莫展之际，我的手机突然响了。在这个信號时断时续的矿区，电话铃声显得格外刺耳。我走到饭馆外，寒风立刻灌满了我的衣领。电话那头，是舅舅带著哭腔的声音，他几乎是哽咽著告诉我：“娃……你外公……走了……”

“轰”的一声，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外公？那个总是笑眯眯地给我塞糖吃，在我小时候背著我走过田埂的老人？那个身体还算硬朗，春节时还跟我念叨著等我下次回家给他带山西的老陈醋的外公？怎么会……我握著电话，嘴唇哆嗦著，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巨大的悲痛瞬间將我淹没，眼泪不受控制地夺眶而出。我对著电话，一遍遍地安慰著同样悲痛的舅舅，让他节哀顺变，告诉妈妈也要保重身体。掛了电话，我望著灰濛濛的天空，寒风裹挟著雪花，打在脸上生疼。我甚至不能立刻赶回重庆，送外公最后一程。这份无法弥补的遗憾和愧疚，像一块巨石，重重地压在了我的心头。一边是亟待救援的万兵，一边是刚刚离世的至亲，我被撕扯在两地，痛苦不堪。

夜幕降临，燕子山矿区被一片死寂笼罩，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犬吠和远处煤矿井口微弱的灯光。我们拖著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那个简陋的小旅馆。房间里冰冷刺骨，我们和衣躺在床上，却毫无睡意。万兵的伤势，煤矿老板的冷漠，外公的离世，未来的渺茫……无数的念头在脑海中翻腾。就在我们即將昏昏欲睡时，“砰砰砰！哐哐哐！”一阵猛烈的砸门声突然响起，伴隨著粗暴的吼叫声，门板被撞得摇摇欲坠。

“谁？！”我和万民同时惊坐起来，心臟狂跳。

“开门！开门！里面的人出来！”门外的声音嘶哑而凶狠。

我们来不及多想，赶紧找来房间里唯一一根还算结实的木棍，死死地顶住房门。“我们是住店的！你找谁？！”我壮著胆子喊道。

“少废话！开门！不然砸烂你们的门！”对方继续疯狂地踹门、推门。

我和万民使出全身力气死死顶住，同时大声呼叫旅馆老板。幸运的是，旅馆老板听到动静，穿著棉衣睡眼惺忪地跑了过来，对著门外呵斥了几句，又低声说了些什么。外面的人似乎犹豫了一下，骂骂咧咧了几句，终於渐渐远去。

我们惊魂未定地瘫坐在地上，大口喘著粗气。冷汗浸湿了內衣。这个人是谁？他想干什么？是煤矿老板派来的吗？是警告？还是想把我们赶走？无数的疑问盘旋在心头，让本就艰难的处境更添了一层恐惧。从那以后，我们每次外出都格外小心，总觉得背后有眼睛在盯著我们，那种如芒在背的感觉，让我们时刻紧绷著神经。

接下来的几天，煤矿老板那边依旧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通过矿工领班传来的消息是，老板的意见还是赔偿5万元，让万兵立刻回重庆治疗。我们心里都清楚，这个煤矿老板是铁了心要耍赖。他算准了我们是外地人，不可能在这里长久耗下去，万兵的伤势也拖不起。他就是要跟我们耗，耗到我们筋疲力尽，耗到我们不得不接受他那点微不足道的“打发”。这种拖延战术，是他们对付受伤矿工的惯用伎俩，冷酷而有效。

第三天清晨，我和万民顶著寒风，在旅馆的煤炉旁商量对策。我们不能再这样被动地等待下去了。万兵的腿伤不能再拖，我们的时间和精力也在一点点被耗尽。最后，我们决定，由我独自去一趟左云县安监局，直接向政府监管部门反映情况，看看能否藉助行政的力量，督促煤矿老板儘快给我们一个合法合理的说法。这是我们目前能想到的，最直接也最可能有一线希望的途径了。

我怀揣著一丝微弱的希望，乘坐一辆破旧不堪的普通客车，从燕子山街道出发，顛簸著前往左云县城。客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行驶，寒风从车窗的缝隙里钻进来，冻得人瑟瑟发抖。车窗外，是连绵起伏的黄土高坡，覆盖著薄薄的积雪，显得格外苍凉。我的心情也如同这天气一般，沉重而压抑。

到了左云县安监局，办公楼看起来还算气派。我找到了负责工伤协调的相关科室，说明了万兵在燕子山某煤矿受伤以及煤矿老板拒不依法赔偿的情况，並出示了万兵的病歷和我们能提供的一些简单证明。接待我的工作人员態度还算客气，耐心地听我讲述完事情的经过，表示会记录下来，並儘快与燕子山那边的煤矿进行协调，让我们回去等待消息。

听到“协调”两个字，我的心稍微放下了一些，但更多的是不安。“协调”？这个词在很多时候，意味著漫长的等待和不確定的结果。但事已至此，我也只能选择相信。我再三恳请他们能儘快处理，因为伤者还在医院等著钱救命。工作人员点了点头，让我先回去。

走出安监局的大门，我感到一阵茫然。县城的街道比燕子山矿区繁华一些，但依旧透著一股萧瑟。我没有立刻返回，而是在路边徘徊著。这时，我想起了来之前，原永川市检察院的一个朋友曾给我打过一个招呼，说左云县这边有一个露天煤矿，是我们重庆yc区的一个老乡开的，说不定能帮忙牵牵线，或者至少能提供一些当地煤矿的情况。虽然我知道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一个素未谋面的同乡，凭什么要为了一个不相干的受伤矿工去得罪当地的势力？但此刻的我，就像一个溺水的人，哪怕是一根稻草，也要紧紧抓住。

我在路边打听了一下，果然有人知道那个永川老乡开的露天煤矿。我换乘了一辆三轮车，在寒风中顛簸了半个多小时，终於来到了那个煤矿。正如我所见，这是一个巨大的露天矿坑，挖掘机和卡车在坑底忙碌著，扬起阵阵尘土。积雪覆盖在矿坑边缘和道路两旁，寒风颳过空旷的矿场，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在哭泣。我裹紧了衣服，还是感到彻骨的寒冷，这种冷，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我对这次前来的结果，充满了忐忑。

我走进煤矿的办公楼，说明了来意，说是永川老乡，想找一下老板。前台的工作人员打量了我一番，说老板不在，让我找办公室主任。我又被领到了办公室主任那里。这是一个看起来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听我说明了万兵的情况以及希望能得到老乡帮助的请求后，他脸上露出了为难的神色。他嘆了口气，说：“兄弟，不是我不帮你。你也知道，在这地方做生意不容易，方方面面都得打点到。那个燕子山的煤矿老板，我们也有所耳闻，不好惹啊。我只是个打工的，人微言轻，实在是帮不上什么忙。你还是……另想办法吧。”

他的话，在意料之中，却还是让我感到一阵失落。我强挤出一丝笑容，道谢离开。走出煤矿办公楼，冰冷的风迎面吹来，我打了个寒颤。结果如何，似乎真的已经不重要了，我不过是来碰碰运气，或者说，是来彻底死心的。只可惜，万兵的运气確实太差了，而我的能力，也糟糕透了。我甚至连这点微不足道的帮助都爭取不到。

回到燕子山矿区，我將去安监局和拜访同乡煤矿老板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万民。他默默地听著，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眼神更加黯淡了。我看著他，心中充满了愧疚和无力感。“对不起，万民，我……我尽力了。”

万民摇了摇头，声音沙哑地说：“不关你的事，是我们命苦……谢谢你，真的谢谢你能陪我们到这里。”

午饭时，我们再次遇到了那位四川大哥。看到我们垂头丧气的样子，他大概也猜到了结果。他沉吟了一会儿，说：“这样吧，我认识一个当地比较有实力的煤矿老板，他人还算仗义，或许……或许他能看在我的面子上，帮你们说句话。下午我带你们去试试。”

这无疑是绝望中的又一丝微光。儘管之前的希望一次次破灭，但我们还是愿意抓住这最后一根稻草。饭后，我和万民商议了一下，已经好多天没有洗澡了，身上又脏又臭，那个小旅馆连像样的厕所都没有，更別说洗澡了。去见那位“有实力”的煤矿老板，总不能太狼狈。燕子山镇场镇上有个公共澡堂，我们决定先去那里洗个澡，至少让自己看起来精神一点。

公共澡堂里雾气腾腾，水温很高，洗去了连日来的疲惫和污垢，身体似乎轻鬆了一些，但內心的沉重却丝毫未减。洗完澡，我们租了一辆破旧的麵包车，在四川大哥的带领下，向著另一个煤矿驶去。

那位当地较大的煤矿老板，果然给了四川大哥几分薄面，在他的办公室里会见了我们。老板看起来五十岁上下，身材微胖，穿著考究的羊绒衫，与我们之前接触的矿工和小老板截然不同。他听四川大哥介绍了我们的情况，又听我简单陈述了万兵的伤势和煤矿老板的態度。他端起茶杯，慢条斯理地喝了一口，然后缓缓地说：“燕子山那个矿啊……我知道。老板姓王，是吧？这个人……不好打交道。”他顿了顿，看了看我们，又看了看四川大哥，“这样吧，我了解一下情况，看看能不能帮你们协调一下。你们先回去等消息。”

我们心中又燃起了一丝希望，千恩万谢地离开了。然而，几天过去了，依旧杳无音信。我们知道，这次恐怕又没戏了。那位“仗义”的煤矿老板，或许只是碍於四川大哥的面子，隨口敷衍了一句。在这个利益交织、盘根错节的地方，没有人愿意轻易为了一个外来的受伤矿工，去得罪另一个同行，尤其是一个据说“不好打交道”的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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