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原则，江屿前世比谁都熟悉。作为江时安，他参与制定了中国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otrs）的核心算法。当时他坚信，用数据、用算法、用客观標准来分配稀缺资源，是最公平的方式。

直到他自己成了那个“数据”。

直到他重生后，站在了系统的另一边。

江屿拿起电话，拨通了江时安的號码。铃声响了三下，接通了。

“我在去医院的路上。”江时安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背景有车流声，“你今天有手术？”

“上午一台室缺修补，孩子三岁，简单病例。”江屿说，“下午要去实验室看生物列印心臟补片的进展。但陈秀英的病例……我想和你仔细聊聊。”

“聊什么？”车流声小了，江时安可能进了地下车库，“聊我们应该破坏自己参与建立的规则吗？”

“聊规则之外的东西。”江屿看著窗外，天空已经完全亮了，阳光穿过云层，在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聊那封信里说的——『在等待中死去，而不是在放弃中活著』。聊医学除了是科学，除了是资源分配，还应该是什么。”

电话那头沉默了。只有江时安轻微的呼吸声。

“江教授，”江屿轻声说，“你还记得2018年那个病例吗？45岁，企业家，多器官衰竭，最后我们投票决定不列入等待名单。”

“……记得。”

“那时候你投了赞成票。赞成放弃。”

“是的。”

“为什么？”

车库的回声让江时安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空旷：“因为数据不支持。他的术后五年生存率预测低於30%，而当时心臟移植的全国平均五年生存率是72%。把一颗心臟给一个生存率不到平均水平一半的人，从功利主义角度看，是不效率的。”

“但从陈秀英的角度看呢？”江屿问，“从那个写信说『只要活著就有希望』的女教师的角度看？”

电话里传来电梯到达的叮咚声。江时安可能到了办公室。

“江屿，”他的声音清晰了一些，“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今天上午的伦理评审会，我是副主席。我有投票权。而按照我自己参与制定的標准，我应该投反对票。”

“但你会投反对票吗？”

长久的沉默。

“我不知道。”江时安最后说，“这就是我找你的原因。我想知道……如果是年轻时的我，会怎么选。如果是那个还没有被规则、数据、『应该』束缚住的我。”

江屿闭上眼睛。前世的记忆涌上来——不是作为江时安的职业记忆，而是作为一个人的情感记忆。他想起慕晚晴曾经说过的话，那时他们还没离婚，还能心平气和地谈论医学伦理。

“时安，”慕晚晴当时在书房里，手里拿著一本《医生的修炼》，“你觉得医生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

“精准的诊断，嫻熟的技术，冷静的判断。”他头也不抬地回答，正在修改一篇论文。

“不对。”慕晚晴走到他身边，手指轻轻点在那本书的封面上，“是共情的能力。是能够理解，对於患者来说，疾病不只是一组异常的数据，而是他们全部的生活被打乱了。”

他当时不以为然。现在想来，那是他们婚姻裂痕的开始——不是突然的断裂，而是理念上逐渐的、不可逆转的分歧。

“江教授，”江屿睁开眼睛，阳光有些刺眼，“如果我说，年轻时的你会选择给她一个机会，你会相信吗？”

“我不知道。”江时安的声音里有一种罕见的迷茫，“因为我已经不记得年轻时的自己是什么样了。我只记得这些年我制定了多少规则，否决了多少病例，在多少份『不建议移植』的意见书上签了字。”

“那这次，”江屿说，“我们试试看，能不能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