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问，”陈秀英看著他，眼神坦诚，“如果……如果我真的等不到移植，有没有別的办法？哪怕只是多活几个月，能等到明年春天就行。”

“为什么是明年春天？”

陈秀英笑了，笑容很淡，但眼角的皱纹舒展开来：“我教了三十八年书，教过的学生里，有个孩子特別爱画画，但家里穷，买不起顏料。我用自己的工资给他买了一套。后来他考上美术学院，现在是个小有名气的画家。他说，明年春天要在海边办个人画展，邀请我去看。”

她顿了顿，呼吸更费力了一些：“我想去看看。看看那个曾经连顏料都买不起的孩子，现在能把大海画成什么样子。”

江屿感到喉咙发紧。这个理由太简单，太具体，太不像一个濒死之人应该考虑的事情。大多数人这时候会想见亲人，会安排后事，会恐惧死亡。但陈秀英想的是去看一个学生的画展。

“医学上，”江屿斟酌著词语，“对於您这种情况，除了移植，还有几种支持性治疗。比如心臟方面，可以用强心药物、利尿剂、血管扩张剂，改善症状；肾臟方面，可以继续血液透析；肝臟方面，可以用抗病毒药物控制c肝。但这些都只能延缓，不能治癒。”

“延缓多久？”

“可能几个月，可能一两年，很难说。”

陈秀英点点头，好像这个答案在她意料之中。她伸手，从床头柜上拿起一个笔记本，翻到某一页，递给江屿。

那是一幅铅笔素描，画的是一个教室，孩子们在听课，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线条稚嫩但生动，能看出画者对那个场景的熟悉和感情。

“这是我另一个学生画的，”陈秀英说，“他现在是建筑设计师。他说，这幅画里的教室，就是他设计第一个幼儿园时的灵感来源。”

她又翻了几页。每一页都是一幅画，或是一段文字，来自不同的学生。有医生、有工程师、有作家、有农民。最后一页是一段话，字跡工整：

“陈老师：您教给我们的不只是语文，是看世界的眼睛。您说，每一个字都有温度，每一篇文章都有生命。这些年，每当我想放弃的时候，就会想起您说的这句话。”

江屿合上笔记本。那个本子很旧了，边角磨得发白，但保存得很好。

“陈老师，”他轻声问，“您后悔吗？当了一辈子老师，现在病了，积蓄都花光了，连治病的钱都是学生凑的。”

“不后悔。”陈秀英的回答没有丝毫犹豫，“你知道吗，江医生，当老师就像种树。你种下一棵树，不知道它会长成什么样，但你相信它会生长。这些年，我看著我的学生们长大，成家，立业，有的成功了，有的平凡，但都在努力生活。这就够了。”

她看著窗外，阳光正照在对面楼的玻璃上，反射出耀眼的光：“我女儿去世前，曾经问我：『妈妈，你教了那么多学生，有没有算过，你这辈子影响了多少人？』我说没算过。她说她帮我算了——直接教过的学生，大概两千人。这些学生又会影响他们的家人、朋友、同事。算下来，可能有好几万人，因为一个老师而变得稍微好了一点点。”

陈秀英转过头，看著江屿：“江医生，您也是医生。您救一个人，那个人好了，会继续生活，会影响他周围的人。这样算下来，您这辈子会『影响』多少人？”

这个问题，江屿从未想过。作为医生，他想的通常是具体的病例：诊断对不对，手术成不成功，併发症有没有发生。至於“影响”，那太抽象，太哲学。

但此刻，在这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在这个充满药水味的病房里，面对一个等待死亡的退休教师，这个问题突然有了重量。

“我不知道。”江屿诚实地说。

“没关係，”陈秀英微笑，“只要您在救人，影响就在发生。就像我，只要我还在等，希望就在。”

监护仪发出轻微的报警声——血氧饱和度降到88%。陈秀英的呼吸更急促了，但她摆摆手，示意不用叫护士。

“江医生，”她的声音更轻了，“我能拜託您一件事吗？”

“您说。”

“如果……如果伦理委员会决定不让我等，您能不能告诉他们，我不需要保证，只需要一个等待的资格？就像买彩票，我不需要中奖，只需要一张彩票。因为只要有彩票，就有中奖的可能，哪怕可能性很小很小。”

江屿握住了她的手。那只手很瘦，皮肤薄得像纸，能清晰地摸到骨头的形状和静脉的走向。但手心是暖的。

“我会的。”他说，“我会把您的话，一字不差地告诉他们。”

离开病房时，江屿在走廊里站了很久。窗外，医院的花园里，几个康復期的患者在散步，家属推著轮椅，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斑驳的光影。

生命如此脆弱，又如此坚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