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清晨六点十五分，上海陆家嘴金融区。

江时安站在时安医疗总部大厦63层的办公室窗前，俯瞰著这座刚刚甦醒的城市。黄浦江在晨雾中若隱若现，外滩的万国建筑群在东方初露的微光中显出冷峻的轮廓，陆家嘴的高楼群像一根根冰冷的金属巨柱刺向灰蓝色的天空。这里的景象与海城截然不同——那里有老旧的居民楼、斑驳的梧桐树、医院里带著消毒水气味的晨光；而这里只有钢铁、玻璃、资本和精確到小数点后两位的效率。

他手里端著一杯黑咖啡，没有加糖也没有加奶。咖啡因能帮助他保持清醒，但无法驱散心中那份深沉的割裂感。过去一周在海城的经歷像一场梦，一场温暖、真实、带著人性温度的梦。而现在，他必须回到这个由数据和利润构成的世界，並且要在这个世界里，为他从海城带回来的理念爭取生存空间。

办公桌上摊开著三份文件，每一份都代表著他即將在董事会上提出的变革：

第一份是《时安医疗战略转型白皮书——从商业帝国到公益平台》，厚达78页，详细论证了將公司利润的60%投入基层医疗建设的可行性。包括数据模型、市场分析、財务预测、风险评估。这是沈星河带领团队连续工作72小时的成果。

第二份是《“燎原计划”升级方案——全国心血管疾病防治网络建设》，这是江屿提供的原始方案，加上时安医疗战略部的补充。提出了一个宏伟的蓝图：三年內培训10000名基层心血管医生，五年內覆盖全国80%的县级医院。

第三份最薄，只有12页，標题是《医学的回归——关於时安医疗企业文化的反思》。这是江时安自己写的，没有数据，没有图表，只有思考——关於医学本质的思考，关於医生责任的思考，关於商业与伦理平衡的思考。

他翻开第三份文件，看到自己写的一段话：

“过去三十年，时安医疗创造了巨大的商业价值，也推动了医学技术进步。但我们是否在追求『更大、更快、更贵』的过程中，背离了医学的初心？当我们的手术费相当於一个普通家庭十年的收入，当我们的新药定价让99%的患者望而却步，当我们把医疗做成奢侈品而非必需品时，我们究竟是在服务生命，还是在服务资本？”

这段话写於从海城回来的飞机上，当时他看著舷窗外翻滚的云海，突然明白了江屿所说的“镜像”含义——江屿是他的镜像，映照出他曾经可能成为的样子；而他是这个时代的镜像，映照出医学在资本裹挟下的异化。

手机震动，是沈星河的信息：“江董，董事会成员已经陆续到达。按照您的吩咐，会议安排在八点准时开始。需要我提前给您准备讲稿要点吗？”

江时安回覆：“不用，我自己讲。”

他不需要讲稿，因为他要讲的不是商业计划，是信仰告白；不是財务预测，是价值重估；不是战略调整，是道路转向。

七点三十分，江时安走进会议室旁的准备间。巨大的落地镜映出他的身影：定製西装，一丝不苟的领带，擦得鋥亮的皮鞋，头髮用髮胶固定得纹丝不乱。这是“江时安教授”的標准形象，是医学界泰斗、商业巨子的標准装扮。但今天他看著镜子里的自己，突然觉得陌生——这个精致的壳子里，包裹著一个正在经歷灵魂地震的人。

他想起在海城医院时，江屿那件洗得发白的白大褂，想起那些基层医生沾著灰尘的皮鞋，想起患者家属粗糙的双手和恳切的眼神。那些才是医学真实的温度，而这里的一切，包括他自己这身行头，都像是医学的cosplay——扮演著拯救者的角色，却离真正的拯救越来越远。

“江董，”沈星河推门进来，脸色有些凝重，“几个大股东提前通了气，他们对转型方案……不太乐观。王董甚至说，如果今天通过这个方案，他会考虑撤资。”

王董，王振华，时安医疗第二大股东，典型的资本玩家，只看財务报表，不问社会价值。他的投资哲学很简单：利润最大化，风险最小化，周期最短化。医疗对他来说只是另一个赚钱的行业，患者只是消费者，医生只是服务提供者。

“我知道了。”江时安整理了一下领带，“其他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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