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医院第三会议室。

这是一个可以容纳二十人的小会议室，今天坐得满满当当。三组患者家属各坐一边，江屿坐在主位，旁边是医学伦理委员会的两名委员，还有两位“燎原计划”的基层医生作为观察员。

气氛凝重得像暴雨前的天空。家属们互相打量，眼神中有好奇，有戒备，还有不易察觉的比较——比较谁的亲人病情更重，谁更需要资源，谁更有资格得到救治。

“各位家属，下午好。”江屿开口，声音平静但清晰，“今天把大家请到一起，是为了討论一个现实的问题：医疗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如何在有限资源下做出最合理的分配。”

他调出投影，上面是三份病歷的概要：

1.孙立国，68岁，终末期心衰，vad植入可延长生命，费用约45万。

2.刘小芸，14岁，先天性心臟病终末期，心肺联合移植是唯一希望，费用约90万。

3.陈阿婆，82岁，急性心梗后心源性休克，继续积极治疗可能延长生命但质量差，舒缓治疗可提高舒適度。

“大家可以看到，”江屿继续说，“三位患者都需要大量医疗资源，但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医院的icu床位只有8张，现在全满；vad设备只有2台，都在使用中；心肺移植需要排队，等待时间不確定。更重要的是——费用问题。三位家庭的经济状况不同，承受能力不同。”

孙立国的儿子先开口，语气有些激动：“江医生，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要我们三家爭抢资源吗？这不是让我们互相为难吗？”

“孙先生，我理解你的感受。”江屿诚恳地说，“但现实是，资源不足时，必然有人得到，有人得不到。传统的做法是医生单独与每个家庭沟通，单独做决定。但我觉得，透明和共享可能更公平——让所有人知道彼此的处境，理解整体的困境，也许能找到更合理的解决方案。”

刘小芸的父亲推了推眼镜：“江医生，我支持透明。但我女儿才14岁，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从生命价值的角度，难道不应该优先年轻人吗？”

“刘老师，年龄確实是医学伦理中的一个考量因素。”伦理委员会的林教授开口了，“但这不是唯一因素。我们还要考虑治疗效果、生活质量、家庭支持、社会价值等多重维度。单纯按年龄排序，可能失之简单。”

陈阿婆的大儿子犹豫地说：“其实……我们兄妹商量过了，想给我妈选舒缓治疗。她太痛苦了，我们不想让她再受罪。把资源留给更需要的人吧。”

这个表態让会议室安静下来。孙立国的女儿小声说：“可是……我爸才68岁，也不算老啊……他辛苦一辈子，还没享过福……”

“但孙叔的预期治疗效果可能有限。”江屿调出数据，“即使植入vad，1年生存率约60%，5年生存率约30%。而且术后需要严格抗凝管理，可能出现出血、感染、血栓等併发症。生活质量可能並不理想。”

“那小芸呢？”刘小芸的母亲问，“她的成功率有多少？”

“心肺联合移植的5年生存率约50%。但小芸年轻，没有其他器官疾病，如果成功，她可以恢復正常生活，预期寿命可能达到正常人的70%-80%。”江屿如实回答，“但费用最高，风险也最大。”

会议室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家属们都在思考，在权衡，在內心的天平上称量亲人的生命价值、治疗希望、家庭负担、未来可能。

林教授再次开口：“各位，我想提醒大家，医学决策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它涉及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相对的合理。今天我们把问题摊开，不是要大家爭个高低，是要共同思考：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什么样的分配最符合医学的伦理，最尊重生命的尊严？”

孙立国的儿子突然站起来，眼睛通红：“江医生，林教授，我……我想问个问题。如果……如果我们家实在拿不出钱，医院会不会因为钱的问题不给我爸治疗？”

这个问题很尖锐，但必须面对。江屿深吸一口气：“孙先生，我实话实说。在现有体制下，如果费用无法解决，有些治疗確实无法开展。vad装置需要採购，手术需要耗材，这些都有成本。医院可以减免部分，社会救助可以支持部分，但不可能全部覆盖。”

“那不就是说，穷人就得等死吗？！”孙立国的女儿情绪激动。

“姐，別这样……”儿子拉住她。

江屿感到胸口像压了块石头。这就是他最痛苦的困境——明明有技术能救人，却因为钱的问题救不了。他想起江时安正在推动的转型，如果成功，如果医疗资源更公平，如果费用不再是生死门槛……

“各位，”江屿站起来，声音有些沙哑，“今天请大家来，不只是討论资源的分配，也是想让大家看到医疗体系的问题。为什么救命的技术这么贵？为什么普通人用不起？为什么医院要在商业和公益之间挣扎？”

他调出江时安发给他的资料：“这是时安医疗的转型方案。如果成功，他们研发的低成本vad价格可以降到10万以內，心肺移植费用可以通过保险和基金覆盖大部分。到那时，像孙叔、小芸这样的患者，就不会因为钱的问题失去希望。”

家属们都愣住了。他们没想到，今天的会议会延伸到这么宏观的层面。

“所以，”江屿继续说，“我们今天的选择，不仅关乎三位患者，也关乎医疗的未来。如果我们接受现状，那么穷人將继续因为钱而失去救治机会；如果我们推动改变，那么未来可能有更多人受益。”

刘小芸的父亲沉思良久，然后说：“江医生，我理解你的意思。但我女儿等不了那么久。她需要现在就治疗。”

“我明白。”江屿点头，“所以今天的决定还是需要做。但我承诺：第一，我会尽力为每位患者爭取最大的支持；第二，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会继续推动医疗公平的改革。”

会议又进行了一个小时。家属们从最初的防备、比较，逐渐转向理解、共情。他们开始看到彼此的困境，开始理解医学的局限，开始思考更大的问题。

最终，三个家庭达成了初步共识：

1.陈阿婆家选择舒缓治疗，把icu床位和药物资源让出。

2.刘小芸家全力爭取心肺移植，费用通过多方渠道筹集。

3.孙立国家尝试申请“生命接力基金”和慈善捐助，如果费用能解决，考虑vad植入；如果不行，也转向舒缓治疗。

这不是完美的解决方案，但可能是现实条件下最合理的安排。每个家庭都做出了牺牲，也都获得了理解。

会议结束时，孙立国的儿子走到刘小芸父母面前，深深鞠了一躬：“刘老师，希望小芸能治好。我爸那边……我们再想办法。”

刘小芸的母亲握住他的手：“谢谢。你们也加油。希望將来医疗能更公平，不要再让家庭做这么痛苦的选择。”

看著这一幕，江屿眼眶发热。这就是人性最美好的一面——在自身的困境中，依然能理解他人的苦难，依然能保持善意和希望。

林教授拍拍江屿的肩膀：“江医生，你今天做了一件很有勇气的事。让医疗决策透明化，让家属参与討论，这可能是医学伦理的未来方向。”

“我只是觉得，医学不应该由医生独自承担所有抉择。”江屿轻声说，“生命属於患者和家属，他们应该有知情权，有参与权，有选择权。”

窗外，下午的阳光斜斜照进来，给会议室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色。一天的会议结束了，但医学的思考永远不会结束。

江屿知道，今天的决定只是开始。他还要为刘小芸联繫移植中心，要为孙立国筹集费用，要帮助陈阿婆舒適地走完最后的路。每一条路都很难，但每一条路都必须走。

因为他是医生。他的使命不是做容易的事，是做正確的事。

同一时间，上海，外滩茂悦大酒店顶层套房。

江时安站在落地窗前，手里端著一杯红酒，却没有喝。窗外是黄浦江两岸的璀璨夜景，东方明珠、金茂大厦、上海中心在夜色中闪耀著资本的光芒。明天上午九点，时安医疗的股东大会將在这里召开，决定公司的未来方向。

过去三个月，他飞了十二个城市，见了五十七位主要股东，举办了八场说明会。他展示了基层医疗的现状，讲述了患者的故事，阐述了转型的意义。有些股东被感动，有些股东被说服，但更多的股东仍在观望——他们在情感上支持，但在利益上犹豫。

沈星河推门进来，脸色凝重：“江董，最新统计结果出来了。明確支持转型的股东持股比例约28%，明確反对的约35%，剩下的37%態度不明。”

距离通过决议需要的三分之二（66.7%）还差很远。即使所有態度不明的股东都支持，也才65%，仍然不够。

“王振华那边呢？”江时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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