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队便衣公安控制了码头和车站的关键位置，另一队则趁著夜色，以查夜为名进入娄半城所在的胡同，迅速控制了前后门。

当公安敲开娄家门时，娄半城正在书房和娄晓娥还有谭氏说跑到香江的路线。

面对突然出现的公安人员，一家人脸色都脸色煞白，瘫坐在椅子上。

与此同时，对娄宅的依法搜查连夜进行。

除了在书房和臥房查获相当数量的金银细软、外幣，更重要的是，在书房暗格里找到了尚未使用的，经阳城中转前往香港的偽造介绍信和联络方式，以及一些记录著非常规资金往来和內部会议內容的私人笔记。

案件迅速由区里上报到市里。

鑑於涉及资本家外逃、转移资產且有具体行动计划，性质被认定为“企图偷越边境、转移资產，並有泄露內部经济情况嫌疑”，属於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和企图叛逃的严重罪行。

在这时候的政治气候和司法实践下，这类案件的处理是迅速而严厉的。

事实清晰，证据確凿，案件审理得很快。

在这个年代，对於此类被定性为“企图叛逃、转移资產、泄露內部情况”的严重罪行，尤其是发生在曾经的“大资本家”身上，量刑是极其严厉的。

不久，公审大会在城郊的一处空场召开。

台上，戴著“反革命分子”“叛逃资敌犯”高帽子的娄半城、谭氏、以及脸色惨白如纸的娄晓娥，被公安人员押著，面向台下黑压压的人群。

控诉的声音高亢而充满愤怒，列举著他们的“罪行”。

最终判决下来，几乎没有悬念：

娄振华，作为主谋，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谭氏，作为主要同谋，积极参与策划和財物转移，亦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娄晓娥，虽辩称对具体路线和联络方式知之不详，但被查明参与了部分財物整理，且明知家庭计划而未向组织报告，被视为知情不报、参与犯罪活动，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消息传回四合院，许大茂后怕得连著几天没睡好，对林胜利当初的劝阻更是感激涕零，也彻底明白了“成分”和“立场”在当时的极端重要性。

傻柱嘬著牙花子，最后只嘆了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哪至於落这个下场。” 院里其他人家，大多也是类似唏嘘加警示的態度。

在一个天色阴沉的早晨，判决被执行。枪声沉闷地响起，为这个曾经显赫一时的资本家庭，画上了一个冰冷而彻底的句號。他们的宅院被查封，大部分財產收归公有，只留下一些生活必需品，留给了被查明未参与此事的、为数不多的远亲或老僕。

这件事，如同一块投入水中的沉重石头，在四九城里沉了下去，但激起的涟漪却长久地影响著一些人。

它更清晰地划出了那条不可逾越的界线，也让许多像许大茂这样处於“进步”与“旧痕”之间的人，更加审慎地看待自己的选择和周遭的关係。

林胜利得知最终结果时，正在部里整理一份关於边境地区经济管理的报告。

这年代的资本家没几个是乾净的，不像后世还有一些劳动致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