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林胜利就起来了。

他没有急著返回县里，而是请王满仓带路，又走访了乡里几所条件最差的小学和那家唯一的卫生院。

在黄土夯成的教室里，他看见孩子们挤在破旧的条凳上，共用著几乎翻烂的课本；在卫生院简陋的药房里，赤脚医生正用自製的草药膏给一位老大爷处理溃烂的脚伤。

这些景象，连同张建国帐本上那些细小的数字，在他脑海里反覆碰撞、交织。

下午，他直接找到县財政局局长老周，没有寒暄，开门见山。

“周局长，清苑乡的情况，您比我更清楚。农业税改革，农民盼，基层怕。怕的不是改革本身，是改革之后，『锅』空了，日子过不下去。”

老周是个老財政，眉头早就拧成了疙瘩。“林司长，不瞒您说，我这几天也睡不著。全县十几个乡，情况大同小异。

农业税和附加这块，占乡级財政收入大头。

一刀切减了，教师的工资、卫生院的药、五保户的口粮……这些都是硬支出，县里財政也紧张，全包下来不现实。”

“全包不现实，那有没有可能部分转移，部分统筹，部分开源，部分提效？”林胜利把连夜整理的思路提纲推到老周面前。

他一条条解释：

“第一，精確摸底。不是笼统的数字，要搞清楚每个乡、每所学校、每个卫生院、每个五保户的刚性支出底线到底是多少。这是爭取上级转移支付和制定县內统筹方案的基础。”

“第二，分类保障。教师的工资、五保户的基本口粮，这类涉及基本民生和政权的支出，必须优先保障，可以考虑由县財政设立专项保障资金，资金来源部分靠向上爭取，部分靠县內工业利润调剂。”

“第三，优化供给。比如校舍修缮、常用药品採购，能否由县里统一规划、集中招標？批量採购成本更低，也能避免各村重复建设和浪费。”

“第四，探索新路。对於小型农田水利、村內道路这类既有集体性质又能直接惠及生產生活的项目，能否在村民自愿基础上，探索『一事一议、量力而行』的筹资筹劳办法，而不是简单摊派？同时，县里能否想办法扶持一些投资少、见效快的社队企业或副业，为乡村开闢新税源？”

老周听著，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打，眼神从凝重逐渐变得专注。“林司长，您这些想法……有点意思。不是光喊口號，是在找路。不过，这都需要钱，需要政策，也需要时间。”

“所以需要试点，需要上级支持。”林胜利语气坚定，“清苑乡可以是试点中的试点。我们把最详细的帐算出来，把最可行的过渡方案做出来，形成一份有数据、有案例、有路径的完整报告。这不光是给清苑找路，也是给上面决策提供一份扎实的参考。”

老周沉吟半晌，用力一拍大腿：“行！林司长，您有这份心，我们县里一定全力配合！摸底的活，我们財政和统计部门立刻牵头干！方案，咱们一起琢磨！”

接下来的几天，林胜利留在县里，白天和老周以及教育、卫生等部门的负责人反覆开会、测算、爭论；晚上就在招待所昏暗的灯光下整理笔记，梳理思路。

他不再仅仅是一个调研者，更像是一个参与设计的工程师，在理想与现实、农民期盼与基层困境之间，小心翼翼地勾勒著桥樑的草图。

一周后，他带著厚厚一摞材料，离开了清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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