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报的专访，选在在一个胡同深处的茶馆內。

外面车水马龙、人声鼎沸，但茶馆却闹中取静、茶香裊裊。

任夏准时到达，推门进去时，文匯报的採访团队已经抵达。

主採访人章义五十岁上下，戴一副细边眼镜，穿著熨烫平整的灰色中式衬衫，旁边坐著年轻的记录员和摄影师。

“任夏先生，请坐。”章义起身握手，动作一丝不苟，“我是章义。感谢你接受採访。”

“章主编客气了。”任夏在对面坐下。

茶案上除了录音笔，还摊开著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写著问题要点。

双方此前已经对採访主题有过沟通，因此章义也没有太多寒暄，直接切入正题：

“过去一个月，你的名字和影视批评、网络舆论、甚至司法案件绑定在一起。现在风波渐渐平息，我想问你的是，在度过了这么一段跌宕起伏的人生经歷后，你如何看待当下的中国电影？亦或者是，你认为电影的本质是什么？”

任夏看著章义的眼睛。这位主编的眼神里有审视，但更多的是真正的探究欲。

看得出来，这位行业內颇有资歷的主编没有猎奇或站队的兴趣，他是真的想通过这次採访，从自己身上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电影是艺术，是商品，但首先是给观眾看的故事。”任夏思考片刻，缓缓开口，“导演的职责，是用视听语言把这个故事讲好、讲真、讲透。但现在的中国电影圈，很多导演忘记了这个根本，所以才会出现了很多怪象。”

“你说的怪象，具体指什么？”

章义追问。

“很多，但普遍性的问题有两个。”任夏竖起两根手指，“第一，耻谈爱国；第二，脱离观眾。”

章义的笔尖顿了顿，抬眼：“请详细说说。”

“先说耻谈爱国。”任夏身体微微前倾，“这不是说每部电影都要高喊口號。而是指一种创作心態：有些导演，尤其是一些所谓有国际视野的导演，下意识地认为，在电影中正面呈现国家、民族、集体这些概念，是不高级的、不普世的、不前卫的，是会被国际电影节评委嗤之以鼻的。”

“於是他们刻意迴避、淡化、甚至扭曲。”任夏语气平静，但每个字都像钉子，“正比如鲁川在《可可西里》里抹掉所有官方標识，在《南京！南京！》里用一个虚构的日本兵视角稀释民族苦难那样。”

“这不只是艺术选择，这更是价值观的自我阉割。这些人导演骨子里觉得，只有让中国人显得愚昧、落后、野蛮，才能获得国际认可。这种思想由来已久，现在已经是根深蒂固，鲁川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章义快速记录，追问道：“你认为这种心態的根源是什么？”

“根源很复杂。有上世纪八十年代文艺思潮的遗留影响，有对西方电影节评价体系的盲目崇拜，还有就是一些人纯粹的投机心理。”

“投机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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