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夏的这封公开信，几乎在舆论场上投下了一颗震爆弹，让所有关注这件事的人，在震惊之余，也基本打消了任夏想要博出名的怀疑。

假设任夏只是为了出名，他完全可以稍稍示弱一些，给自己找个台阶下了就是，因为他的目的已经达到。

但任夏这种公开喊话的方式，已经完全堵死了自己的退路。

因为如果张一谋真的回应了，並且取得了大眾的认可，那么任夏將陷入完全的绝境，再无翻身之地。

任夏公开信刊发的第二天。

戴锦华坐在研究室那张用了二十年的旧书桌前，摊开那份已经读了多遍的环球日报。

那些字句就这样安静地躺在那里，却像带著温度。

“当中国观眾逐渐摆脱对西方电影节的盲目崇拜之后......他们终將被观眾所拋弃。”

“这才是张一谋导演，作为这个时代的电影旗帜，必须要完成的歷史答卷。”

戴锦华的手指无意识地划过这行字，纸张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她放下报纸，走到窗前。

北大的清晨很安静，未名湖上结著薄冰，偶尔有晨跑的学生呼出白气匆匆而过。这座校园见证过太多思想的交锋，太多声音的起落。

她想起1986年。

那场批判被包装成“时代之问”，表面上问的是中国电影该往何处去。

但现在她依然看得清楚，那其实是一场话语权的暴力更迭。

旧的神像被推倒，新的神像被竖起。

戴锦华闭上眼睛，上次见面时，任夏的回答在她脑海中浮现。

当时她觉得这个年轻人太理想，太急。但现在，看著报纸上这封公开信，看著附件里那份街头採访报告，心中既有欣慰，也有忧虑。

欣慰的是，任夏的呼喊有了回应。

那些在网络上陆陆续续、零零散散跟隨任夏提出质疑的声音，开始思考的声音，儘管微弱，但在戴锦华的眼中却是春天的象徵。

这个春天，她已经等了快三十年。

担忧同样来源於此。

如果张一谋选择强硬回应，以他在行业內的地位，以他手中掌握的资源，以他还未完全释放的舆论能量，任夏很可能被彻底按死。

不是被封杀，而是被定性为一个为了出名不择手段的投机者，一个不懂创作艰辛的键盘侠，一个煽动情绪的极端分子。

然后呢？

那些刚刚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们的电影总要迎合西方”的年轻人，会再次沉默。

那些在街头採访中说“我就想看个好看的故事”的声音，会再次被“国际奖项”、“艺术高度”、“文化输出”这样空洞的大话所淹没。

那个她等了三十年的春天，可能又要推迟五年、十年，甚至更久。

“袁筠。”戴锦华突然转头看向一旁的助手兼学生。

“您说。”

“去准备一份邀请函。”戴锦华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带著重量，“给任夏。邀请他参加下周的中国文艺报青年对话论坛。”

袁筠愣住了：“可是戴老师，那个论坛的嘉宾名单早就定了，张一谋导演是特邀嘉宾，您是这个论坛的主委，这......”

“我知道。”戴锦华看向她，“所以才要请他去。”

“张导那边......”

“他那边我会亲自联繫。”戴锦华打断她，“我当然希望他参加，如果张一谋连和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批评者同台对话的勇气都没有，那他这个旗手，不当也罢。”

“要是任夏那边不敢来呢？这可是和张一谋直接对话。”

袁筠又问。

“那也是他自己的事情，机会我给他了，不敢来或者辨不过別人，我都不会干涉。”

袁筠看著导师。戴锦华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那双眼睛里有一种她很少见到的决绝。

“我明白了。”袁筠深吸一口气，“我这就去准备。”

同一时间，东三环山水文园。

庞丽微、付鹿鹿两人先后来到张艺谋的別墅之中。

两人都是张一谋团队的核心骨干，庞丽微是张一谋多年的助理，也是工作室的大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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