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这分……怎么给？”孙老师问。

陈卫东重新拿起红笔，在卷首工整地写下：“120”。

“就按他想的来。”他说，“不过，咱们心里得有数。”

孙老师嘆了口气，从批改完的那堆卷子里翻出几份：

“你看看，除了陆怀民，就这两个及格的。一个是在县初中代课的孙浩，105分。还有一个是县中刘老师的儿子，94分，也才刚擦边。”

郑老师苦笑：“一百二十多人，就三个及格。咱们这担子……不轻啊。”

“先別嘆气。”陈卫东重新戴上眼镜，“底子差，咱们就从头补。忘了的，就一遍遍帮他们记起来。咱们干的不就是这个么？”

孙老师闻言，也打起精神：“说的是。”

“一天恨不能掰成两天用。”郑老师重新拿起一份卷子，凑近灯光，“这孩子……字写得跟刻出来似的，真好。就是这答案……”他摇了摇头，没再说下去。

他指的是王彩凤的卷子。姓名栏写著：女，二十五岁，红旗公社社员，小学毕业。那字跡极其工整，几乎是一笔一划用力刻进纸里的，可答案却离题万里，看得人心里发酸。

三位老师都沉默了一下。

陈卫东接过那份卷子，看著那工整到近乎固执的字跡，仿佛能看见一个年轻妇女，在一天的农活和家务后，就著如豆的灯光，咬著嘴唇，用握惯了锄头的手，极其笨拙又极其认真地，写下每一个她可能並不真正理解的符號。

“这样的，班里还有不少。”孙老师声音低了下去，“有的是真没基础，有的是……心气还在，只是被日子耽搁得太久了。”

“心气还在，就是好事。”陈卫东把那份卷子轻轻搁在一旁：

“怕的是连这点心气都磨没了。往后得分分组，底子不同的，得有不同的教法。像王彩凤这样的，得有人从最最根基的东西给她讲起，慢点不怕，一步步来。”

夜渐渐深了，煤油灯添了一次油。批改总算接近了尾声。

分数拢共算下来，及格的果然只有那三个。

七八十分的十几个，大部分集中在四五十分，还有二十来人，只在三四十分，甚至更低的线上徘徊。

陈卫东整理著最后的几份卷子，指尖触到一份卷面格外整洁的。

拿起来看，是李文斌的，89分。

卷子上该写的都写了，步骤清晰，看得出是下了苦功复习的，只是在关键的演算和推导上，总差了那么一口气，没能捅破那层窗户纸。

陈卫东能想像出这个戴眼镜的知青，在考场上如何抓耳挠腮，如何与那些似曾相识却又面目模糊的知识点搏斗。

89分，一个带著遗憾却又不乏希望的分数，像他这个人一样，憋著一股劲，还在挣扎著向上。

“这个李文斌，”陈卫东对孙老师说，“底子是有的，就是丟了太久，手生，心態也急。得帮他稳一稳。”

“嗯，我看他上课记笔记最勤，就是眼神里总有点慌。”孙老师点头，“下次课，我多让他起来说说，帮他找找信心。”

所有卷子批改整理完毕，已是晚上七点多。办公室外，县城一片静謐，只有零星几点灯火。

“走吧，老陈，老郑，家里该等急了。”孙老师站起身，捶了捶僵硬的腰。

陈卫东却坐著没动，目光又落回陆怀民那份120分的卷子上。

“你们先回，我……再看看。”

孙老师和郑老师对视一眼，没说什么，只是各自拍了拍陈卫东的肩膀，轻轻带上门走了。

办公室里只剩下陈卫东一人，和那盏跳跃的煤油灯。

他重新展开陆怀民的卷子，手指沿著那些清晰有力的字跡慢慢移动。

那些“错误”在他眼中如此明显，与其说是失误，不如说是一种小心翼翼的隱藏。

这个十六岁的少年，在用这种方式告诉他：我有能力，但我懂得分寸。

陈卫东心里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

是欣赏，是欣慰，也有一丝难以言喻的心疼。

是什么样的经歷，让一个本该张扬、骄傲的少年，早早学会了这样的隱藏和谨慎？

他想起了陆怀民平常的谨言慎行，想起了他在村里做的那些事——改良农具，组织学习，修水车，办扫盲班……桩桩件件，都超出了寻常农村少年的眼界和担当。

他忽然不那么急於探究“为什么”了。

在这片土地上，沉默有时比吶喊更有力量，深深扎根比急於冒尖更能走得长远。

这个叫陆怀民的孩子，或许比他以为的，更懂得生存与成长的智慧。

陈卫东小心翼翼地將陆怀民的卷子单独收好，和其他几份他特別留意的卷子放在一起。

然后，他吹灭了煤油灯。

走出办公室，清冷的月光洒了一地。

陈卫东心里已经有了计划：

下周上课，要调整方法，要分组辅导，要鼓励，更要给像陆怀民这样的“好苗子”更深入的引导——不是拔苗助长，而是悄悄为他推开一扇窗，让他自己能望见更远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