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选择修改这篇小说，用来作为自己的第一篇小说，是认真思考后的结果。

这不止与这篇小说是短篇小说，字数合適有关，更多的是与其內容，以及英国国內的政治形势和文学发展进程有关。

辩论社的学生很多就是“中下层中產”出身，不是律师的儿子，就是医生的儿子，或者非国教商人的儿子，他们最怕的就是將来毕业后去当底层文官，成为那种“抄写奴隶”。

把一名底层抄写员因一件体面的外套被逼死，最后化成鬼魂前来復仇的故事读给他们听，轻易地就能够引起他们的共鸣，直接戳中他们的灵魂。

这些激进的学生蔑视权威，迷恋的就是“黑色幽默”与“极端讽刺”，最喜欢的作家之一是以毒辣的讽刺著名的乔纳森·斯威夫特。

《外套》里那种把荒诞写得理所当然，把悲惨写得让人想笑的笔法，正符合他们的口味，对从未见过这种文风的他们而言，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看到里面的一些幽默的描述，他们一定会笑，因为那些幽默词汇背后讽刺的那些官僚与他们骂的那些贵族官僚一模一样，让他们充满了代入感。

说到底，1832年的伦敦大学辩论社，就是一群又穷又激进、又聪明又愤怒的年轻人共同组成的一个社团。

他们聚在烟雾繚绕的地下解剖剧场里，喝著啤酒、抽著雪茄，梦想用笔和嘴推翻整个腐朽的英国旧社会。

他们会辩论、会骂人、会写政论文，但几乎没人能写出真正高级的文学作品。

突然看一篇像《外套》这样的，文学性炸裂，又完全为他们的政治立场服务的短篇小说，相当於直接给了他所缺的“文学形式的武器”，必然会引起他们的重视与欢迎。

布勒就在辩论社公开地抱怨过，他们这些激进派有的是议会演说和政治小册子，但他们缺少一样东西——一种能像斯威夫特当年撕扯教会那样，把贵族和官僚的虚偽撕得粉碎的文学。

又说，他们需要毒药，而不是很多篇枯燥的论文。

1832年，英国文学正处於浪漫主义诗歌已明显衰落，但小说领域仍深受其影响的过渡阶段，真正的维多利亚时代复杂的现实主义尚未完全成型。

由沃尔特·司各特开创的歷史浪漫小说在这一年仍是英国小说界最畅销、最具影响力的文学类型之一。

这种小说通常以苏格兰、英格兰及欧洲歷史为背景，把枯燥无味的歷史事实，变成了活生生的文学形象，但他迴避当下社会矛盾，强调传统、秩序与渐进式改革，有美化骑士精神与贵族精神，以及浪漫化封建秩序的嫌疑。

在这一年，由爱德华·布尔沃开创的银叉小说也正处於流行高峰。

这种小说以描绘上流社会生活、礼仪、时尚与丑闻为主，深受中產读者与一些贵族太太追捧。

很多贵妇人和暴发户太太把这当成“社交生存指南”。

此外，哥德式小说的影响也仍在延续，虽然已不像几十年前那么强势，但其元素仍频繁出现在流行作品中。

这一类作品的文风是非现实主义的，经常带有神秘的色彩，背景通常是欧洲置於阴森树林的丛围之中的阴暗的古堡，有时会出现鬼物。

小说的主人公多为女性，以受到怪僻男性暗杀或威胁，最终设法逃脱为主线。

除此之外，广义的现实主义小说其实已经出现。

作为英国第一位伟大的女作家，简·奥斯汀的几部小说，包括《傲慢与偏见》已经发布多年。

她聚焦於英国乡村中產阶级的生活，细致刻画婚姻、財產、社会地位等现实问题，以冷静的观察呈现人际关係的复杂性。

她的小说的敘事风格、题材范围以及批判性都与维多利亚时期的批判式的现实主义有所区別，只能算是全面反应社会现实问题的现实主义的先驱，或者说是广义上的现实主义。

辩论社里面的激进的青年怎么会喜欢这些对官场，对贵族没有什么攻击性的文学作品？

典型的，如查尔斯·布勒就处於一种极端厌倦旧文学的状態，对沃尔特·司各特的歷史浪漫主义已经极为厌烦，却又找不到真正“新鲜、狠毒、又能一针见血”的新东西。

几个月前，有人读了一篇讽刺东印度公司的短篇小说，质量肯定是远远比不上《外套》，结果在会场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全场跺脚八分钟表示喜欢。

一周后，那篇小说就被激进杂誌《威斯敏斯特评论》以评论的形式转载。

这就是这些年轻人对具有讽刺性的新东西的欢迎程度。

文学风格与內容的变化往往都是以现实的变化为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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