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刊》的销量与影响力虽然无法与《佛雷泽》相比，但也是《佛雷泽》之下数得著的文学刊物，与《佛雷泽》同为伦敦三大主流月刊之二。

布勒说要把小说带去《新月刊》，要去找的肯定是爱德华·布尔沃。

风格最合適的《佛雷泽》肯定是不能去的。

把《外套》投到《新月刊》去，是乔治意料之中的事情，但他心中也有一些疑虑。

想了想，乔治有气无力地说道：“《新月刊》的风格太轻浮，和《外套》的风格不一样。”

《新月刊》贯彻了“银叉派”传统，关注时尚、丑闻、剧评和上流社会动向。

虽然在布尔沃的主持下，它注入了极强的政治斗爭性，但是也没有放弃它原本的特色，即最吸引人的涉及贵族生活方面的內容，而是把两者结合了起来，用对贵族的緋闻与奢侈生活的描写，攻击贵族的腐朽。

这里面难免有一些不实的花边新闻，因此读者一时难以消除对在这本杂誌上感受到的“轻浮”印象。

这种风格与布尔沃的小说风格倒是一致。

他最著名的小说《佩勒姆》，是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年轻的贵族子弟佩勒姆在伦敦上流社会的生活冒险，关注的是上流社会的时尚、爱情和政治阴谋。

这部小说过度关註上流社会的时尚细节、浮华生活和浅薄社交，被当时的批评家批评为缺乏道德深度和严肃主题，被视为“为轻浮而轻浮”的小说。

儘管布尔沃本人辩解说，他的小说是通过讽刺来揭示上流生活的荒谬，但是这种讽刺太过无力，导致了他的辩解没有什么说服力。

要论文学性，《新月刊》要比《佛雷泽》差上不少。

这个时代最著名的诗人，萨繆尔·泰勒·柯勒律治与罗伯特·骚塞都在《佛雷格》上发表过诗歌。

小心地合上手中的手稿，布勒毫不避讳地说道：“我对布尔沃本人没有多大的恶意，但是老实说，我很不喜欢他的文学风格，甚至认为那算不上正经的文学。”

“布尔沃自己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很多年前他就和我说，文学应用来批判社会不公，而他认为犯罪源於贫困、教育缺失和法律体系缺陷，而非个人道德败坏，因此文学就是应该写这些东西的。”

“在他成为《新月刊》的编辑后，《新月刊》的风格变了不少，刊登了不少讽刺性的诗歌和小说，没有以前那么轻浮了。”

乔治好奇道：“布勒先生和布尔沃先生早就认识？”

“我就读於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时候，布尔沃也正好在那里就读。他在剑桥联合辩论社很活跃，和我是同一个圈子的人，我们在那里建立了友谊。”布勒简单地介绍道，“几个月前，他向我这里送了一本《保罗·克利福德》。这本书是去年发表的，你应该看过。在写给我的信件中，他强调自己在文学风格上进行了创新，创作这本书的目的是想要唤醒读者关注底层苦难和社会正义。”

乔治有些尷尬。

忙於学业和兼职的他根本没有看过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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