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到1953年，八级工制度一落地，院子里这群轧钢厂的爷们儿就像踩了风火轮，一个个躥上了天。

短短三四年的光景，差不多的人都稳稳爬到了三级工、四级工，混得风生水起。

就连贾东旭也没落下这波风口。他虽然61年就走了，但临走前工级至少四级起步，搞得好点还能衝上五级。

看看贾家当年那几样摆设——缝纫机、掛钟、红木柜子，哪一样不是实打实的硬货？底子厚不厚，一眼就知道。

其实真说起来，贾东旭一点儿都不傻，脑子灵得很，人也机敏，要不然易中海能瞎了眼选他当养老接班人？

可问题是，他打小被一个没文化的寡妇拉扯大，耳濡目染，免不了沾上些背后使绊子、算计人、贪小便宜的习气。

工资是不低，但在1953年“统购统销”一出，票证时代正式上线，有钱也没用，啥都得凭票。

四九城第一张“棉服购买证”从53年11月开始发，往后各种物资陆续全给管住了。

食用油从1955年7月1日起按月定量，每人每月就2到3两，发的是豆油、棉籽油，南方则是菜籽油打头阵。

肉呢？1955年四九城出台《关於肉类供应暂时实施办法》，猪牛羊肉统统上票，限量供应，想敞开吃？做梦。

到了57年以后，范围越扩越大，鸡鸭鹅鱼、蛋奶全都进名单，一张票管一口温饱。

糖类更狠，1958年春节起开始凭票，每人每月就2两白糖红糖，糖果也算在內。

后来还整出点“节日福利”：春节每户多给半斤花生、二两瓜子。这一下，糖票直接成了硬通货，比钱还金贵。

最后才轮到菸酒，1960年才正式上票。

香菸按季度发票，普通老百姓只能买“乙级”“丙级”的牌子，像劳动（0.22元）、海鸥（0.32元）、大前门（0.35元）这些。

最便宜的是生產牌，一包八分钱，俗称“经济烟”，专供省钱老炮儿。

不过对真正的老烟枪来说，这变化也不算啥打击。毕竟牡丹、中华这种“甲级”香菸，一盒最便宜也要4毛9，顶好几斤棒子麵了，谁天天抽得起？

倒是酒卡得人喘不过气。哪家没个红白喜事要整两瓶酒撑场面？可那点酒票，別说办事了，平时打个散酒解馋都不够分。

那个年代，四九城最受欢迎的酒非二锅头莫属，也就是红星牌白酒。散装七毛，瓶装一块一，院子里有工作的汉子们下班回来，总要烫两盅，压压一天的累。

再往上走，就是汾酒、西凤、五粮液、北京白酒，还有茅台。

不过茅台在国內稀罕得很，茅台酒票更是难搞，基本只有机关单位的“高级干部”每年才能领个几张。

这也难怪——就拿1956年来说，一瓶茅台凭票才卖2.84块，可出口价直接飆到8块以上，差价翻两三倍，当然优先往外送。

票证制度一直熬到80年代市场经济改革才慢慢鬆绑，直到1993年粮票彻底废止，才算正式跟那个“一票难求”的时代挥手告別。

“妈，你咋没带小妹出去溜达？”李青云推开门，一眼瞧见李母正带著小不点坐在桌边。

看她眼神发紧，李青云赶紧补了一句：“老头確实去执行任务了，只是没想到路上碰上敌特劫火车。”

“我爸跟他们干了一仗，顺势將计就计，假装受伤进了山城。临走前把爷爷奶奶的勋章交给我，估计这次任务耗时不会短。”

李母一听丈夫跟敌特交了手，立马急了：“你爸有没有受伤？联繫上了吗？”

李青云咧嘴一笑：“您还不知道我爸那身本事？一根汗毛都没折。”

“今早我刚到我乾爹那儿，正好撞上他掛电话——老头已经潜入山城，接上头了，眼下正准备秘密甄別一个潜伏的同志。”

李母身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地下党员，自然清楚李父这次甄別任务的分量：“照这么说，你爸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了，这活儿可不轻鬆。”

一个搞不好，轻则错伤同志，重则放虎归山。

李青云笑了笑，语气篤定：“妈，您放心，那个要被甄別的同志我见过，老区档案里有他的资料。”

“验证流程和暗號我都报上去了，要是没新指令下来，我爸用不了几天就能回家。”

话音刚落，小不点李宝宝一骨碌从沙发上蹦起来，拍著手喊：“爸爸要回来啦！爸爸没丟下宝宝！”

李母刚露出笑模样，转眼就变了脸，一把揪住李青云的耳朵，骂道：“我早该想到！你们父子俩，加上你乾爹、三叔，一个个神神秘秘的，准没干正经事！”

“山城那档子事儿你比谁都门儿清，是不是你也得蹽过去？那两个麻袋鼓鼓囊囊的，里头少说得塞了七八条枪吧！”

她越说越气，手上也加了劲，耳朵都快拧成麻花了。

老头子还没著落，现在倒好，怕是连小儿子也要搭进去——你们这群混帐东西，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娘？

“赶紧把你那些烧火棍收了，然后去把四妹接回来！那孩子还不知道急成什么样！”

她甩开手，又补了一句，语气带刺：“我知道你路子野，顺道整点热乎饭回来。昨个光顾著愁那死鬼老头，两个闺女都没吃上几口。”

小不点立马凑热闹，奶声奶气地嚷：“三哥，买肉！肚肚饿！麻麻別打三哥，疼疼——”

“得嘞，您瞧好了！”李青云立马立正敬了个军礼，扛起两个沉甸甸的麻袋就往臥室窜，临走还顺手在小不点脸上亲了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