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陈文驊离开了入驻大半个月的北大专家招待所，正式踏上返程的火车。

跟来时不一样，陈文驊是单独返回南昌。

原本是苏亦跟老师俞伟朝负责送行，结果，俞伟朝被系领导临时叫走，无法送行。

於是，就由大师兄马世昌代表宿先生他们，跟苏亦一块送行。

其实不止马世昌，许婉韵也来了，就连宿先生另外一个研究生姚华山也来了。

师门的师兄师姐，都非常感谢陈文驊对苏亦的帮助跟照顾。

这阵仗，倒是把陈文驊感动得不行，一再坚持自己去火车站，不需要那么麻烦。

其实，也不是很麻烦。

从北大到首都火车站，不需要骑著二八大槓，有公交车，只需要从332路换乘103路电车即可，在这个年代已经是非常便捷的出行方式了。

这年头的首都站主体建筑跟前世大差不差，楼顶依旧是两座醒目的钟楼，而且每一座都是镶嵌著大理石面的四面大钟，每到整点，钟楼就开始发出悦耳的《东方红》乐曲声，满满的时代特色。

因为陈文驊的坚持，马世昌三位师兄师姐，並没有隨行，最终只是由苏亦陪同陈文驊前往火车站。

刚到站，距离发车还有两个多小时，陈文驊就不舍道，“老弟，你在北大，好好保重，老兄我先返回江西，守住咱们的大后方，很快，我们会再相聚的！”

对於陈文驊来说，江西就是大后方，是他们的根据地。

苏亦笑道：“行，老陈，到时候，咱们爭取井冈山胜利会师！”

井冈山会师是玩笑，就算会师，也是在万年仙人洞，而不是在井冈山。

但两人都知道，大家很快又要在京城相聚了，这段时间，陈文驊也没閒著，除了写文章，也在跑其他的关係，为他筹备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到京展览疏通关係。

可以说，陈文驊之所以肯冒险陪著苏亦一起发掘万年仙人洞遗址，也跟这个展览有关。

早在71年的时候，陈文驊被借调回南昌从事文物展览工作，两年后，省博物馆復建，正式调回单位。

然后，75年，为响应邓公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为农业服务”的號召，赣博討论“博物馆如何为农业服务？”

陈文驊认为文物下乡巡展，农民兴趣不大，建议搞一个歷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下乡巡迴。

76年，赣博的领导同意了陈文驊的建议，然后，一筹备，就一年多。

恰好，1978年3月，全国科技大会召开，邓公提出“科学技术是生產力”的重要观点，无疑是给广大的知识分子打了一针强心剂，不少人都意识到科学的春天要到来了。

赣博方面，对陈文驊负责的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也就更加重视起来。

领导重视，陈文驊等赣博工作人员积极筹备展览，於是，歷时两年多筹备的《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最终於10月在赣博预展。

一经展出，很快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光明日报》长篇报导，部委都派人到南昌考察。

之所以反响不错，主要还是跟展览质量有关。

为了筹备这个展览，陈文驊跟同事们，从全国各地文物考古单位收集各种实物、图片和文献资料，使得展览的內容丰富，更具客观性，甚至可以说，这样的展览，在国內有且仅有这么一个。

恰好，预展期间，《光明日报》一位老编辑在庐山参加“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討论会”之后，参观了展览，写了一篇报导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指出这是“利用文物考古为农业科技发展服务的有益尝试。”

也是这篇文章，才让展览引起各界的注意，甚至，部委都派专人到南昌参观了展览。

可以说，陈文驊能够在农史学术圈子崭露头角，那一篇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功不可没。

因此，这一次进京，陈文驊也特意去《光明日报》报社，拜访人家老编辑。

甚至，老陈还得到口风，要是这一次关於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发掘出来成果顺利发表，那么《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展览》，不管是进京展览还是全国巡展，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这一次，陈文驊返回南昌，说守住大后方，是调侃，完全就是为展览进京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这也是为啥他会说，大家很快就再相聚的原因。

……

隨著陈文驊的离开，苏亦的生活，也开始回归正常，每天早起，都要绕著未名湖跑几圈，这是他保持比较好的习惯。

伟人说过，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隨之。

想搞学术，没有一个好的体魄，是不行的。

就说他在考古这条路上的启蒙者——梁思永先生，可谓是天之骄子，才华横溢，成就斐然，然而，就这样一位考古行业先驱者，三十岁不到就开始多病缠身，英年早逝。

別说梁思永先生，就说他前世，就是身体不行，在考古现场晕厥，才重回这个年代的。

其实，不说苏亦自己，他身边的师长，也都督促他坚持锻炼身体，都生怕他年少的身体，扛不住野外艰辛的条件，会步入梁思永的后尘，三十岁不到，就多病缠身。最终，像梁思永先生那样身患重疾，也来一个英年早逝。

这还真不是凭空担忧，谁让梁任公就是他们新会人，偏偏他的偶像又是梁思永呢。再加上，他年纪尚轻，师长们得知他的学术启蒙人是梁思永之后，这个担忧就一直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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