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端坐御座，面露沉思。

投献、诡寄，他难道不知有些功臣勛戚借著赏赐之名，暗中吞併民田？

可靖难之后，朝堂根基未稳，北方诸王不臣，若此时动士绅特权，会不会引发更大动盪呢？

朱棣的眉头越拧越紧，陷入了更深层次的犹豫。

林约继续侃侃而谈：“各地官员与士人，这些人有著免税特权，兼併的土地越多，朝廷的税基就越少。

恐怕百年之后，我大明天下近半土地都要被权贵隱匿，土地不在税册之內，国库自然收不上税。

若是为了填补缺口，只能向其余生活尚可的百姓加派赋税。

可这又会逼得更多人逃亡，税基进一步瓦解，大明朝廷便会陷入恶性循环，越是徵税，税基越是败坏。”

说到这里，林约顿了顿，沉声道。

“而土地兼併的受益者，正是朝堂上的文武百官与勛贵，他们是天下权力的施行者。

他们盘根错节，把兼併的土地和免税特权当成安身立命的根本，一旦朝廷想推行改革、清查土地、均平赋税，就会触动他们的利益，遭到疯狂阻挠。

任何触碰他们利益的改革，要么半途而废，要么被异化扭曲。

久而久之，土地兼併愈演愈烈、朝廷財政枯竭、流民四起，大明朝危矣！”

林约话音刚落，朱棣便前倾身躯，目光锐利如刀。

“照你这般说，若朕去除秀才的免税特权，朝廷税收总不至於再减少了吧？”

朱棣的发问，一下暴露了他真正关心的问题。

作为一个封建皇帝，朱棣的屁股终究是坐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百姓的生计在他看来，不过是维持帝国稳定的附属品。

如果能不触动统治根基，又保证国库税收充盈，让大明的统治长治久安，朱棣会选择放纵土地兼併。

林约缓缓摇头，语气篤定：“陛下，正如臣之前上奏所言，在秀才之外，皇亲国戚、功臣勛贵、宦官外戚，哪一个没有各种特权？”

林约想了想，举了个两宋的例子。

“臣可举两宋为例。

宋真宗时期，朝廷登记在册的垦田尚有5.3亿亩之多，彼时赋税虽不算繁重，却能保证国库充盈。

可到了宋仁宗朝，天下垦田较真宗时只多不少，户口人数和商贸之税也只多不少，可皇祐年间登记的田亩，却只有2.3亿亩了。

实际开垦面积更胜往昔，可朝廷赋税反而减少了七十一万余斛。”

朱棣闻言，说道：“那是两宋百官享有免税特权的弊病，朕若下令，让大明朝的士绅、官员、商人一体纳税，不予区分不予特权，总该能堵住这漏洞，不至於再出现田增赋减的情况了吧？”

林约摇了摇头，再次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陛下，前元时江南便有富甲一方的豪商，到了现在，松江的棉纺织、景德镇的陶瓷、各地的矿冶作坊已然不少，商贾们积累的財富远超寻常农户乃至勛贵。

他们就算按律缴税，剩余財力仍足以疯狂兼併土地。

就说那玻璃厂的沈森之祖父沈万三，以他的財富若真想购置田產，半个苏州府的田地都能收入囊中。

陛下试想，若天下良田尽归这般富豪之手，届时是朝廷说了算，还是这些有钱有地的巨贾说了算？”

朱棣眉梢一挑，不以为意地笑了笑。

“危言耸听，不过是些逐利的商人罢了，有钱又如何？

朕手握天下兵马、执掌生杀大权，抑制他们买地，一道圣旨便可，难道他们还能与朝廷生事？”

“现在他们不行，不代表日后不行。”林约笑了笑，语气却很凝重。

“我大明初立，太祖高皇帝虽定士农工商四民之序，却並未为商贾单立户籍，商贾皆隶民籍，可凭民籍应试科举。

如今大明虽明面抑商，可实际商贸早已愈发兴盛。”

朱棣眉头微蹙，他大体猜到林约想说什么了。

於是他反问：“科举取士，乃重其才，和他什么出身有什么关係？”

林约连连摇头。

“立场不对，学识越高，对大明的危害越大。

看似谁都能参加科举，可实际上参加科举的大多是什么人呢？

问题的关键，从不在能否应试，而在谁有能力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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