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瀨户內海到太平洋，从津轻海峡到东海，我们的这个岛国邻居——日本，被海水环绕著，同时也因海水隔绝著。

海给了它屏障，也给了它孤独。千百年来，海那边的文明一波一波涌来——唐风，宋韵，西洋的枪炮和信仰——每一次浪潮都拍打著这片土地，留下痕跡，然后退去。

而这片土地上的人，似乎始终追问同一个问题：在这无常的世间，人该如何自处？

公元1336年，足利尊氏在京都拥立光明天皇，后醍醐天皇逃往吉野。日本歷史上最漫长的分裂开始了。

此后的六十多年，南北两个天皇並立，两套朝廷並行。这不仅是权力的对峙，更是精神的撕裂。究竟谁是正统？谁代表天照大神的意志？这场官司打了半个多世纪，打到所有人都疲惫不堪。可谁也无法说服谁。因为“正统”这件事，说到底，从来就只是个“口號”而已。

罗隱在《英雄之言》对这类“口號”的虚偽毫不留情地予以揭穿：“......视玉帛而取之者，则曰牵於寒饿；视家国而取之者，则曰救彼涂炭。牵於寒饿者，无得而言矣。救彼涂炭者，则宜以百姓心为心。”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是懂得这个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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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的战火还没熄灭，战国的大幕已然拉开。应仁之乱后，秩序的链条一节一节崩断。將军控制不了大名，大名控制不了家臣，家臣控制不了农民。一切都顛倒了，一切都混乱了。唯一通行的法则，是“下克上”。

下克上，这三个字是日本战国最凝练的註脚。它意味著：你可以杀你的主君，只要你的刀够快；你可以夺你主家的领地，只要你的兵够多；你可以从一个无名小卒爬到天下人的位置，只要你敢赌。

织田信长敢赌，他在桶狭间以四千人破今川两万五千人，靠的是一场暴雨，也靠的是他敢把命押上。他后来喊出“天下布武”，火烧比睿山，屠杀僧侣，被佛门称为“第六天魔王”。他很狂，他也確实有资本狂。

可狂的人往往死得也快。本能寺的大火照亮他的脸时，他在熊熊火光中却只能发出最后一声苦笑：“人生五十年，如梦亦如幻”。他挥动著太刀“天下布武”，却终是没算清布局在自己身边的一颗棋子。

《庄子》里有句话叫：“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敖游，汎若不系之舟。”

世人都讚美“巧”与“知”，但这恰恰是痛苦的根源。“巧者”常因技能而役於物，“知者”常因谋虑而困於心。在庄子看来，这都是被外物捆绑的“有所待”。真正的智慧，是放弃这种刻意的“有为”。而“不系之舟”——是精神的绝对自由。一艘没有缆绳拴住的小船，不会被固定在某个港口，也不执著於某个方向，风往哪里吹，它就往哪里去。这是一种隨遇而安、顺应自然的境界。人若能去除欲望和智巧的束缚，心就会像这不系之舟，逍遥於尘世之外。

这句话在今天看来尤其有深意。我们大多数人都在追求成为“巧者”和“知者”，以此获得安全感，结果却往往活成了“劳者”和“忧者”。

这是现象，也是规律。

在这个规律面前，人该怎么办？

儒家的答案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道家的答案是：顺其自然。

佛家的答案是：诸行无常，是生灭法。

曾几何时，我特別喜欢佛家的这个答案——“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这是《大般涅槃经》里的话。意思是，一切都在变，一切都会灭。你爱的人会死，你恨的人也会死；你拥有的会失去，你失去的会化为尘土。明白了这个，你就能放下。

可放下谈何容易？

一休宗纯在屏风上题：“入佛界易，入魔界难。”他说的是：看懂佛理容易，真在魔界里活出佛的境界，太难。他一生放浪形骸，喝酒吃肉，狎妓作诗，被正统僧侣骂作“狂僧”。可他知道，不先入魔界，就谈不上出魔界。不先活过，就谈不上放下。

那些从西方漂洋过海而来的传教士，带来的是另一种答案。

他们说：人有原罪，需要救赎。他们说：这世上有一种爱，超越血缘，超越国界，超越生死。他们说的那个神，叫上帝。

在日本的战国乱世里，有十几万切支丹信徒。他们大多是农民，是武士，是那些被时代碾过的人。他们在教堂里唱讚美诗，在迫害中坚守信仰。他们相信，不管这个世界有多黑暗，总有一束光，会照进来。

可神在哪里？神如果存在，为什么眼睁睁看著这么多人受苦？这是约伯的质问，也是每一个信徒的质问。

《圣经·传道书》里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这话说得通透。

可通透归通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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