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极力反对北伐、力主固守的蔡京一党，已经被官家彻底赶出了中枢，如今只能在城南的宅子里苟延残喘，在朝堂上根本翻不起什么大浪。

如今把持朝政的，是太宰王黼和枢密副使蔡攸，而这两人，正是当年与自己一同力主“联金灭辽”、强行推动北伐的始作俑者。

这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如今北伐虽然过程中问题不少，但结果终究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战果，燕京拿下来了，这意味著王黼和蔡攸在朝堂上的政治主张获得了空前的胜利。

他们的功劳，並不比自己这个在前线吃沙子的统帅小。

更何况，白日里在宣德楼外谢恩完毕后，童贯特意降下身段，拉著王黼等几位宰执在角门外聊了许久。

王黼当时笑得如沐春风，一口一个“太傅劳苦功高”，甚至提前拱手祝贺他即將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蔡攸也在旁边附和，言辞恳切，全然不见平日里的阴阳怪气。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这群相公们比咱们懂。”

童贯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將所有的帝王心术、朝堂派系、人情世故全部权衡了一遍，他终於得出了一个无比篤定的结论：

明日的紫宸殿大朝会，將是他童贯这一生最辉煌、最重要的一天。

他站起身，走到书房的內室。

两名容貌极美的侍寢婢女早已在此等候，见他进来，盈盈下拜，便要上前来替他宽衣解带。

“出去。”童贯挥了挥手，“今夜不用你们伺候，老夫要静心歇息，养足精神。”

两名婢女不敢多言，悄无声息的退了出去。

童贯独自一人躺在宽大的拔步床上，眼睛直勾勾地盯著头顶的承尘，久久无法入眠。

异姓王。

这三个字，在大宋朝的政治版图里，有著一种近乎魔咒般的致命诱惑。

有宋一朝，鑑於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惨痛教训，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定下了“与士大夫治天下”、“重文抑武”的祖宗铁律。

在这套严密的防范体系下，別说异姓王，便是一个手握兵权的武將想要善终，都难如登天。

开国之初，为了安抚那些割据一方的旧军阀或是归降的国主，大宋確实封过几个异姓王。

比如吴越王钱俶、楚王曹彬，亦或是后来为了羈縻西北而封的夏国王李继迁。

但那些，要么是虚衔，要么是政治妥协的產物，隨著天下承平，异姓王便在这个国家彻底绝跡了。

文臣做宰相，武將受节制，这似乎成了一个明规则而不是潜规则了。

直到神宗皇帝一朝。

那位有著宏图大志的帝王，任用王安石变法，试图富国强兵，一雪百年耻辱。

然而，西夏战场的屡次受挫，特別是永乐城之战的惨绝人寰，大宋二十万大军被西夏人全歼，无数西军精锐葬身沙漠。

噩耗传回汴梁，神宗皇帝在朝堂上当眾痛哭，甚至为之泣血。

受此刺激，神宗皇帝为了激励天下將士去完成开疆拓土、收復汉唐故地的宏愿，不顾满朝文官的反对，毅然留下了一道震惊天下的遗训：

“復幽燕者，虽异姓，亦可封王！”

这简单的一句话，硬生生在大宋这座文官垒砌的屋子上，砸出了一条让所有武人看到希望的缝隙。

异姓王，终於在大宋有了理论上、甚至具有最高法理效用的实现路径。

从那以后，几十年间，多少西军的悍將，多少西北的儿郎，为了这虚无縹緲的王爵，为了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幽燕的城墙上，前仆后继地死在了衝锋的路上。

种家將、折家將、姚家將……无数將星陨落，却始终无人能摸到燕京城的一块砖头。

而如今，他童贯，一个出身微贱的太监，做到了。

童贯躺在床上，双手紧紧攥著被角，因为极度的激动，指节都泛起了青白。

他已经在脑海中无数次勾勒过明日的场景，身穿袞服的官家坐在龙椅上，宣詔的太监用尖细的嗓音，念出那道封王的圣旨。

满朝的紫袍相公们，哪怕心里再怎么嫉恨得发狂，也只能乖乖地弯下腰，尊称他一声“王爷”。

他太兴奋了。

兴奋到在今夜这漫长的等待中，下意识地忽略掉了一个最致命的常识。

大宋，终究是文官治国的天下。

那群熟读经史子集、把祖宗之法奉为圭臬的士大夫们，连狄青那种战功赫赫且安分守己的枢密使都容不下，生生將其逼死。

他们，又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著一个太监，踩在他们所有人的头顶上，把那个路径从理论变成现实？

神宗遗训是一把钥匙，但在文官集团看来，这把钥匙，寧可折断，也绝不能交到一个武人阉党的手里。

汴梁城外的更夫敲响了四更的梆子。

带著对紫袍换蟒袍的无限憧憬，这位大宋最有权势的太监，终於沉沉睡去。

……

宣和四年，六月初六。

五更天，汴梁城的夜，是不眠的。

当陕西四路还在黑暗中警惕著党项人时，这座人口百万的当今天下第一大都会，正经歷著十二个时辰里唯一一次短暂的交替。

州桥夜市的喧囂刚刚散去不久，那些卖著冰雪冷元子、旋炙猪皮肉、滴酥水晶膾的摊贩们才挑著空担子回家歇息。

而潘楼街以东的那些早市摊子，却已经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生起了炭火，拉风箱的呼哧声、木柴燃烧的劈啪声，伴隨著羊肉汤和煎饼的香气，开始在东京的坊巷间瀰漫。

穿著短褐的苦力、赶早市的客商、乃至那些在衙门里当差的小吏，三三两两地蹲在路边，捧著汤碗，呼嚕呼嚕的往肚子里咽。

他们低声谈论著昨日进城的那支“王师”，谈论著那个头上没长白髮却写了“可怜白髮生”的紫袍青年。

但谈论归谈论，燕京的收復对他们而言，远不如碗里多加的一勺羊油来得实在。

国家的大政方针是肉食者谋，他们只关心今日的菜钱涨了没有，城门外的税卡是不是又多了一道。

而这些市井的烟火气，在接近內城皇墙的时候，被一道无形的屏障生生截断。

若是翻开歷朝歷代的皇城图志，將目光从长安的大明宫、洛阳的太极宫一路南移，便会发现大宋这座皇城透著一种明显的侷促。

它並非如唐朝依山而建以俯瞰天下，也无汉代百里苑囿以彰显皇家气象，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定都於此，彼时的汴梁早已是商贾云集、寸土寸金的膏腴之地。

为了不惊扰市井，更为了向久经战乱的天下昭示一种“与民休息、共治天下”的政治姿態，大宋的皇城被硬生生地圈禁在了这方寸之间。

地方小，也就没有了汉唐时期那种臣子入朝需徒步大半个时辰、穿过重重宫门所带来的威压。

在这座皇城里，大庆殿与紫宸殿之间的夹坊甚至显得有些拥挤。

每逢大朝会，数千名品官匯聚於此，红紫相间，衣袂相擦，不管他们愿不愿意，百官之间的距离都被迅速拉近。

这种地理上的侷促，恰如大宋在北方幽云和西北定难军缺失后的地缘政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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