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二十七，午后。

王朴，范质和李延坐在偏厅议事。

案上摊著一幅鄆州舆图，是李延从旧档里翻出来的，纸张泛黄，边角有些破损，但山川河流的走向还能看清。

王朴站在图前，手指点在鄆州城的位置上，慢慢向西移动。

“鄆州在籍多少户？”他问。

李延不假思索：“回大帅，去岁造册，三万一千三百余户，口十一万出头。”

“田赋和商税呢？”

“田赋五万石。”

李延顿了顿，声音低了些，“实收不到四万五千石，商税一万三千二百余贯。”

王朴眉头微皱。

五万石田赋，十一万人口，人均不到半石。

曹州三万户、十万人口，田赋五万石，人均也就半石。

两州差不多，但曹州还有三万五千贯商税，鄆州作为治所，商税反而不如曹州。

他看向范质：“文素，你怎么看？”

范质沉吟片刻，道：“曹州地处南北商路要衝，商税高是情理之中。鄆州虽有黄河、济水之利，但这些年水患频繁，商路不畅，百姓困顿，赋税自然上不去。”

王朴点了点头，目光重新落在地图上。

他的手指沿著黄河的走向慢慢移动，忽然停在鄆州城西北的方向。

“种栗和麦，亩產多少？”

李延道：“上等田不过一石，中等田七八斗，下等田……”

他没有说下去，但王朴明白。

“如果改种稻呢？”

李延一愣：“稻？”

王朴指著舆图上黄河与济水之间的那片平原：“这里地势低洼，每岁夏秋必有水患。麦怕涝，稻喜水。与其年年担心水淹，不如顺势而为，引水灌田，改种稻。”

范质眼睛一亮：“大帅的意思是……”

“稻的亩產，比栗麦高。”王朴道，“北方种稻，上等田可收两石，好的能到三石。就算中等田，也有一石半，比麦多出將近一倍。”

李延皱眉道：“大帅所言极是，但鄆州这些年种稻的人家极少。一来水渠荒废，引水不易；二来种稻需育秧、插秧，比种麦费工；三来……”

他犹豫了一下，低声道：“自黄巢作乱以来，近六十年战乱不断，青壮年死的死、逃的逃，剩下的老弱妇孺，能种好旱地就不错了。那些水渠、堤堰，年久失修，早就淤塞了。这些年黄河一涨水，百姓就往外跑，谁还顾得上修渠？”

王朴沉默了片刻。

李延说的都是实情。

六十年的战乱，把这片土地上的元气几乎耗尽了。

百姓能活著就不容易，哪有余力去修渠、去试种新东西？

他重新低下头，看著那张舆图。

黄河从西边来，在鄆州城西北拐了个弯，折向东北。

济水故道从城南穿过，往东匯入梁山泊。

两条河之间，是大片的低洼平原。

如果能修一条渠，从黄河引水，穿过这片平原，再匯入济水，既能灌溉，又能排涝，还能通航。

他拿起笔，在地图上画了一条线。

范质和李延凑过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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