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耳朵里的童年

人的记忆是会窜台的。我以为刻在自己身上的过往，或许本是旁人的故事，只是在我脑海里扎得太深，便被我悄悄认领，成了独属於我的回忆。

可那个声音，我篤定是亲耳听过、刻进骨血里的。

每个村里或者一根电线桿上或一家位置最好的人户，都掛著一只小喇叭，灰扑扑的，像只倒扣的粗瓷碗。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重庆农村，这只小喇叭，是村里唯一会唱歌的物件。

我家屋檐下就掛著一只。因为地势开阔，一只便能覆盖大半个村子，无需多装，当然一个生產队也只分配了一只而已。再后来，燕子在喇叭底下筑了巢，嘰嘰喳喳的，也从不怕那喇叭里传出的声响惊扰。

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喇叭里便准时响起《东方红》。那旋律像一根无形的线，从电线桿上垂落，牵著全村人从睡梦中醒来。母亲在灶台前生火添柴，父亲坐在院坝后面的沙岩上——他给我亲手做的那只小板凳，稳稳噹噹陪了他许多年。他要打一口岩井，只为了让母亲不用下山去挑水。

那是他用两年探亲假，一锤一钎凿出来的深情。

铁锤砸在钢钎上，篤、篤、篤，不疾不徐，像一个人沉稳的心跳。沙岩坚硬，每一下都要用尽全力，锤子落下去，震得手臂发麻，碎屑飞溅。父亲的手，原是该执针行医的，此刻却握著铁锤，在岩石上一寸一寸地凿。那双给人看病时轻巧又稳当的手，磨出了血泡，又磨成了厚茧。他从不说累，只是每天清晨天不亮就起身，拎起锤子，一下，又一下。

我揉著惺忪的睡眼坐在门槛上，看父亲凿井。他的背影在晨光里稳稳坐著，每一声敲击都像是要把什么心事嵌进石头里。喇叭里《东方红》的旋律飘过来，和这篤篤声缠在一起，成了独属於我家清晨的乐章——没有乐谱，没有伴奏，却比世间任何乐曲都更踏实、更温柔。

岩井一点点成形。刚开始小小的，我的脑袋探进去就能喝到水。沙岩过滤后的水，清冽甘甜。后来井越凿越深，越凿越大，我的记忆也跟著模糊了，总觉得它原本就该在那里，像山的一部分，像家的一部分。那口井，是父亲用两个夏天的探亲假换来的。他回来时凿，走了便停，下次回来再接著凿。母亲从不催他，只是每天清晨听他凿井的声音，像听一首永远听不厌的歌。

喇叭里的歌一首接一首。《太阳出来喜洋洋》响起时，太阳真的破雾而出，照在雾气氤氳的山坡上，把草叶上的露水晒成裊裊白气。《刘三姐》的山歌从广西的山水间飘进我们重庆的丘陵里，母亲在水田里薅秧，腰弯下去又费力地直起来，嘴里跟著轻声哼唱，调子总跑了老远，可那嗓音混著水田里的蛙鸣虫叫，反倒格外动听。

傍晚收工归家，喇叭里便响起《红梅赞》，调子慢了、柔了，像母亲哄我入睡时的轻哼。炊烟从各家屋顶裊裊升起，与歌声缠缠绕绕，飘向远山的尽头。

后来进了城，才知晓那些歌的名字、演唱者，甚至伴奏的乐团。可在乡下的日子里，歌就是歌，没有名头，没有出处，从喇叭里来，从乡人的嘴里来，从山野的风里来，还有父亲凿岩的篤篤声，藏在岁月深处。

去年回老家给奶奶扫墓，那块沙岩壁不知是沙化损毁，还是后来的屋主扩建推平，那口岩井早已不见踪影。可它从未消失。稳稳噹噹，嵌在我记忆最深的地方。

闭上眼睛，还能听见那篤篤的敲击声，从岁月的深处传回来，一下，又一下。

二、眼睛里的童年

人的记忆是会窜台的。我以为刻在自己身上的过往，或许本是旁人的故事，只是在我脑海里扎得太深，便被我悄悄认领，成了独属於我的回忆。

可那个画面，我篤定是亲眼见过、刻进骨血里的。

那时没有电视，没有网络，一场露天电影，就是全村人的盛大节日。

消息总是提前一两天传开。於是家家户户开始盘算：谁家亲戚多，得提前去占位置；家里有没有瓜子花生可以炒一锅带上；孩子们更是兴奋得睡不著，掰著手指头数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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