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三年，八月二十，京师。

清晨的国子监笼罩在一层薄薄的秋雾之中，大成殿前的古柏在雾气中若隱若现，像一排沉默的先贤，守护著这座传承了近三百年的大明最高学府。

国子祭酒顾锡畴一夜未眠。

他今年四十五岁，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在国子监任职已有十余年。他的面容清瘦，鬚髮花白，一双眼睛深陷在眉骨之下，透著常年埋首典籍的学者特有的沉静与执拗。

此刻，他正坐在集贤堂的书案前，面前摊著一份墨跡未乾的奏疏。奏疏很长，洋洋数千言，字跡工整而有力，每一笔都像是刻在纸上的刀痕。

“大人，天亮了。”一个老僕端著一碗热粥走进来，小心翼翼地放在书案旁，“您又是一宿没合眼，喝碗粥暖暖身子吧。”

顾锡畴没有抬头，只是摆了摆手：“放著吧。”

老僕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只是嘆了口气，默默退了出去。

顾锡畴放下笔，將奏疏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他的目光落在其中一段文字上，嘴唇微微翕动，无声地念著——

“臣谨按：文庙从祀之典，所以崇德报功，垂范后世也。自汉以来，歷有损益。至我朝洪武、嘉靖间，两经更定，位次已明。然沿袭既久，讹谬滋生。臣伏见两廡从祀诸儒，多有汉儒次宋儒之下者，此大谬也。”

他的笔锋在此处停顿了许久，然后继续写道——

“夫汉儒去圣未远，传经之功，不可没也。伏生口授《尚书》於秦火之余，高堂生传《礼》於灰烬之中，毛萇训《诗》於荒野之间，孔安国藏《书》於壁中以待后世。无汉儒，则六经绝矣。宋儒虽发明义理、有功圣学，然其所以发明者，皆汉儒所传之经也。今以传经之儒，反居发明义理之儒之下，是犹弃其源而崇其流，忘其本而美其末也。”

他放下奏疏，走到窗前，推开窗扇。晨雾已经散去，东方天际泛起一抹鱼肚白。

大成殿的琉璃瓦在晨光中闪烁著温润的光泽，殿內供奉著至圣先师孔子的神位，两侧配享著四圣、十哲，东西两廡则从祀著歷代先贤和先儒。

顾锡畴望著大成殿，心中涌起一种难以言说的沉重。

他记得自己第一次走进国子监时，满怀对圣贤之学的敬畏。那时他站在大成殿前，仰望著殿內那些神位，觉得那就是天下的真理所在。

十多年过去了，他从一个学子变成了国子监的最高长官，从满怀敬畏变成了满怀忧虑。

忧虑什么？

忧虑的是，这座圣殿里的位次秩序，其实乱得一塌糊涂。

洪武年间，太祖高皇帝定下文庙从祀之制，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伏胜、高堂生等汉儒为首，位在宋儒之上。

但到了嘉靖年间，世宗皇帝改定祀典，將宋儒周敦颐、程顥、程颐、张载、朱熹等人的位次大幅提升，而汉儒的位次则被一再降低。

如今两廡之中，汉儒的神位牌大多排在宋儒之后，甚至有些被挤到了角落里。

更荒唐的是，一些被列入从祀的先贤，其学术渊源、师承关係被完全搞混，出现了“弟子居上、师者居下”、“先儒居后、后儒居前”的乱象。

顾锡畴曾亲眼见过，一个来国子监视学的礼部官员，指著伏生的神位问：“此人是谁？有何著述？”

伏生！那位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用口授的方式將《尚书》传承下来的老人！没有他，后世的读书人连《尚书》是什么都不知道！

这种事，顾锡畴忍了很多年。他一直告诉自己，不要多事，不要招惹是非。文庙从祀的事，涉及朝廷礼制、儒家道统、学派之爭，牵一髮而动全身，稍有不慎就会引火烧身。

但他忍不下去了。

他不知道还能在这个位置上坐多久。他更不知道，如果他不做这件事，还有谁会做。

顾锡畴转过身，走回书案前，拿起笔，在奏疏的结尾处写下了最后一段话——

“臣非不知此事之难为。然正学统、明道脉、安圣灵，乃祭酒之职分，亦儒生之天职。臣若不言，是负圣恩、负所学、负天下后世之公论也。谨昧死以闻，伏候敕旨。”

他放下笔，轻轻吹乾墨跡，將奏疏小心地封好，唤来老僕。

“送去通政司。”

老僕接过奏疏，看了一眼自家老爷苍白的脸色，忍不住劝道：“大人，您要不要再斟酌斟酌？这事……怕是会得罪不少人。”

顾锡畴摇了摇头，声音沙哑而坚定：“得罪人，也得做。去吧。”

老僕躬了躬身，转身离去。

顾锡畴独自坐在书案前，端起那碗已经凉透的粥，喝了一口。粥很淡，几乎没有什么味道，但他不在意。他望著窗外渐渐明亮的天色，心中涌起一种奇异的感觉——既像是放下了一块大石，又像是背上了另一块更大的。

他知道，这份奏疏递上去，必將在朝堂上掀起轩然大波。

文庙从祀的位次之爭，从来不只是学术问题。它关乎学派正统，关乎道统传承，关乎谁才是儒家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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