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开始，刘宇把重心放在了一个新剧本上。

名字叫《我脑海中的橡皮擦》。

灵感来源是前世他看过的一部韩国电影，2004年上映的，郑雨盛和孙艺珍演的，讲的是一个患有阿兹海默症的女人和她的丈夫之间的爱情故事。

那部电影刘宇只看了一遍，但印象极其深刻；不是因为剧情有多复杂，而是因为它把“遗忘”这个主题拍得又美又痛。

后来中国也翻拍过一版，但口碑很一般，豆瓣评分没过及格线。

刘宇看完那版翻拍之后，气得在电影院门口骂了一句：“这么好的本子，拍成这样，暴殄天物！”

现在，他想自己来。

不是因为觉得自己比那些专业编剧厉害，而是因为他有不一样的角度。

前世那部韩国原版的核心是“虐”，中国翻拍的核心也是“虐”，但刘宇觉得，这个故事不应该只有“虐”。

它应该还有一种东西，叫做“尊严”。

一个人在疾病中一点点失去记忆、失去自理能力、失去对世界的掌控，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但也是有力的。

她不是被动地被命运碾压，而是在每一个清醒的间隙里，用力地抓住那些她不想失去的东西。

这个角度，前世那个翻拍版没拍出来。

刘宇托从十月写到十二月，整整两个月，剧本改了四稿。

第一遍太煽情，刪了。第二遍太克制，重写。第三遍，他把信里的形容词全部去掉，只留下了动作和细节。

写完之后，他列印出来，去找了文学系的薛老师。

薛老师全名薛晓路，北电文学系副教授，后来因为编剧和导演《北京遇上西雅图》成名。

现在是2002年，她还在文学系教书，带了几门编剧课，偶尔接一些剧本创作的活儿。

刘宇之所以找她，是因为前世知道她的名字，薛晓路是科班出身的编剧，功底扎实，尤其擅长情感类题材。

更重要的是，她人好，愿意花时间跟学生聊剧本。

薛老师的办公室在文学系三楼，不大，堆满了书和剧本。

.....

刘宇敲了敲门。

“进来。”

薛老师抬头看了他一眼，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吧，刘宇是吧？於老师跟我提过你。”

“薛老师好。”刘宇把剧本递过去，“这是我写的一个剧本，想请您看看。”

“什么题材？”

“爱情，带一点医疗元素。女主角得了阿兹海默症。”

薛老师接过剧本，翻了翻第一页，然后抬起眼皮看了刘宇一眼：“你一个管理系的大一学生，写医疗爱情片？”

“没办法，我这个人不太按套路出牌。”

薛老师笑了笑，没再说什么，低头开始看。

办公室里安静了十几分钟，只有翻纸的沙沙声。

刘宇坐在椅子上，他的右手不自觉地搓著裤缝，这是他前世的习惯动作。

薛老师翻到最后一页，估计是看完了那封信內容；她没说话，把那页纸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

然后她放下剧本，摘下眼镜，靠在椅背上看著刘宇。

“你以前写过剧本？”

“没有，这是第一次。”

“第一次写成这样？”薛老师的声音里带著一种专业人士的不可思议，“你確定你不是文学系派去管理系的臥底？”

刘宇笑了：“薛老师，我是认真的。”

“我知道你是认真的。”薛老师重新戴上眼镜，拿起红笔，在剧本上开始写批註，“你的台词写得很好，人物的对话很自然，不像很多新手那样为了展示文采而写得假大空。敘事节奏也还不错，前三页就进入了核心衝突，没有拖泥带水。”

“但是，”她翻到第三页，“你这个开篇的处理有问题。女主角发现自己失忆的那场戏，你写得太平了。她应该有一种从疑惑到恐惧再到否认的心理过程，你只写了恐惧。”

刘宇凑过去看，点了点头。

“还有，”薛老师继续往下翻，“男主角的性格有点单一。他一直在付出、在忍耐、在守护，好得不像真人。给他加一点缺点，让他也犯错误，让他在压力崩溃的时候吼出来。真实的人不是圣人，真实的人会愤怒，会逃避，会说伤人的话，然后后悔。”

刘宇拿起笔，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

薛老师给她讲了四十分钟，从人物弧光到情节密度，从情感节奏到台词设计，讲得既系统又具体。

刘宇刚开始还觉得自己写得还不错，听完之后觉得自己那点东西最多算个合格的大纲。

“薛老师，”刘宇合上笔记本，“您收不收徒弟？”

薛老师被逗笑了：“我的『徒弟』都是文学系的学生，你一个管理系的来凑什么热闹？”

“跨学科人才。”

“行了行了，你以后写了隨时来找我。不过提前说好，我不帮人代写，最多帮你看看。”

“这就够了。”

从文学系楼里出来的时候，刘宇的脚步轻快了很多。

bj的十一月底已经很冷了，风颳在脸上像刀子，但他觉得浑身是劲。

被专业人士泼冷水的感觉，比他想像的要好。

......

刘宇没有急著改剧本，他先把薛老师说的每一条意见都抄在了笔记本上，然后在旁边写自己的修改思路。

改剧本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他需要时间消化。

这期间，他又去找了系主任於丽。

於丽的办公室比薛老师的大不少，书架上摆著各种奖盃和证书，墙上掛著一张跟某位大导演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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