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再笨，还能学不好策问吗？

此话当然是戏言。

科举策问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模板，更不是靠堆砌辞藻和生搬硬套典故就能拿高分。

它考的是士子对儒家经义的通透领悟、对王朝兴衰的歷史洞察，以及对当下时务的破局之能，三者缺一不可。

陆景行手里捧著《考功条格》，这是贞观初年吏部考功司定下来的贡举铁律，也是天下州县科场共同遵循的评判准则。

上面写著：试策当直书事义，解释分明，不务空疏文饰，唯取理识精当。

短短数语，道尽了贞观朝策问取士的核心。

重“理”不重“词”。

当今李世民以武定天下，以文治江山，锐意求才，开科取士为的是选拔能与朝廷共治天下、解决实际政务的贤才，而非只会寻章摘句、掉书袋的酸腐儒生。

一份策问答卷的优劣，考官从来不会先看你引了多少经典、用了多少生僻典故。

而是会去先看你的核心论点是否立得住，论证逻辑是否通顺，对时务的见解是否有实实在在的可操作性。

空有华丽辞藻，却无半分实策，哪怕文辞再美，也只会被考官直接黜落。

反倒是那些言辞质朴，却能一针见血点明利弊、给出解法的答卷，更能入得了贞观朝考官的眼。

这一点，恰恰是扬州城內绝大多数士子都勘不破的关窍。

秀才科为唐代科举诸科之最，难度冠绝天下，其试策规矩，更是定下了所有科目策问出题的底层逻辑。

而扬州州试的五道策问，便是完全对標省试秀才科的方略策五条而来，从来跳不出这三个核心维度。

其一，经义为本。

这是策问立论的根基。

所谓试策先问圣人旨趣，便是要求考生必须从儒家核心经典中，提炼出立论的理论依据，读懂圣人藏在经文里的微言大义。

李唐以儒治国，以孝治天下，策问立论若是偏离了儒家经义的核心，哪怕见解再独到，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根上就落了下乘。

还是那句老话，当下朝堂与地方並无统一的官方註疏定本，这便给了考生更多的发挥空间，不必困於后世统一的官方疏文。

其二，史鑑为用。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这是李世民常掛在嘴边的话，也是贞观朝科举策问最看重的能力之一。

所谓试策次问歷代成败得失，便是要求考生从王朝兴衰治乱中总结经验教训，为当下的时务提供镜鉴。

空有经义理论，没有史实支撑，论点便会显得空洞无力。

唯有以史为证，才能让自己的见解更有说服力，也更能向考官证明，你並非纸上谈兵的书生，而是懂兴衰、知进退的可造之材。

这一点无疑利好后世之人陆景行。

他並非生来便比古人聪慧通透，只是比当世所有人多了一千三百余年的歷史积淀，这是旁人求之不得的先天倚仗。

歷朝歷代的漕运兴衰、赋税得失、治世方略、亡国教训，他是信手拈来，皆可化为策问中的鏗鏘论据。

更何况，贞观朝最看重的隋亡唐兴之鑑，於他而言，更是烂熟於心。

其三，时务为的。

这是策问的最终落脚点，也是五道策问最核心的考察目的。

无论是经义的阐发，还是史事的总结，最终都必须落到解决具体的“时务”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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