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川站在报摊前出了好一会儿神，直到报贩不耐烦地喊了一句“先生你买不买”，他才回过神来，摇了摇头，转身走了。

走出一段路，又停下来。

他忽然看见了一个人。

码头方向的路口，一个穿著破旧短褂的汉子正蹲在墙根下吃红薯。那人的脸被太阳晒得黝黑，额头上有一道旧疤，一直延伸到眉骨。他吃得很急，像是赶时间，红薯烫嘴，他不停地换著手。

沈逸川认出了他。

王德贵。

原主的记忆告诉他，这个人跟了他七八年，是他在军统最忠诚的手下。1947年他靠边站的时候，王德贵也被牵连，从行动队队长被贬成了普通的文书。后来1949年撤退，王德贵跟著来了香港，之后就失去了联繫。

没想到在这里碰上了。

沈逸川没有走上前去。他就站在十几步开外，看著王德贵吃完红薯，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从腰带上解下一块旧毛巾擦了擦手，然后走向码头的方向——那里有一群人在排队等人招工，王德贵站进了队伍中间。

一个曾经的行动队队长，如今在码头等著扛大包。

王德贵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忽然扭头往沈逸川的方向看了一眼。两人的目光隔著十几步的距离撞在一起。

王德贵的眼睛亮了一下，嘴唇动了动，像是想叫一声“沈將军”。但下一秒，他看到了沈逸川身上那件半旧的灰布长衫、脚上那双已经起了毛边的布鞋、以及脸上那掩饰不住的倦容。

他什么也没叫出来。

沈逸川也没有走过去。

两个人就这么对视了几秒钟，然后，像是约好了一样，同时別过了头。

沈逸川转过身，大步流星地往回走。

他的步子比来时快了很多，快得几乎在赶路。长衫的下摆被风掀起来，露出里面打著补丁的裤子。他不在乎了。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他要写小说。

不是幻想，不是空谈。

上辈子他坐在出租屋里说“我要成为最伟大的间谍”，那只是一个年轻人的白日梦。这辈子，他真真切切地在这个时代、这个位置上，手里唯一能拿起的武器，就是笔。

他要让林婉清和那三个孩子吃上饱饭。

回到家时，林婉清正在教怀瑾绣花。克己趴在桌上睡著了，嘴角还掛著一丝口水。

“回来了？”林婉清放下手中的绷子，看了看他的脸色，微微一愣，“怎么了？”

沈逸川在她对面坐下，把一路上酝酿的话在脑子里又过了一遍，然后开口：“婉清，我要写小说。”

林婉清愣住了。

“写小说？”

“对。”沈逸川的语气很肯定，“现在香港的报纸多，每家都要连载。我有东西写，我能写出来。”

林婉清看著他，目光里有一丝担忧，但没有立刻反对。她想了想，问：“你写什么？”

“谍战。”沈逸川说，“我在军统待了那么多年，那些事，那些人，那些案子，我知道的比谁都多。写成小说，一定有人看。”

林婉清的脸色变了。

她不是因为“谍战”两个字变脸的——她在南京时就读过不少外国侦探小说，对这类题材並不排斥。她变脸的原因只有一个。

“你用真事写？”她压低声音，“你的那些事，那些人，还在台湾呢。你写了，万一被人认出来怎么办？”

沈逸川早就想过这个问题。

“我用笔名。”他说，“就叫李少將。谐音『你少將』，没人会想到一个少將会用这么直白的笔名写小说。”

“万一他们查呢？”

“香港不是台湾。”沈逸川说，“保密局的手伸不到这么长。再说——”他顿了顿，“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有谁会想到，一个从前的军统少將，会去写小说？”

林婉清沉默了很久。

怀瑾懂事地抱著克己去了里屋，把空间留给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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